这几天上班，每次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都能听见树上的知了在死命地叫，才意识到终于出梅了，已经是夏天了，夏天的七月。记忆中的七月总是不太好的。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初，完了是忐忑不安的等待，等待完了还是等待，怀着希望，又总是让人失望。毕业的时候又是七月。

02年的7月2日，我背着两个大包，和江苏的一个同学登上从长沙到上海的火车，从此离开学校。那次对面坐了一个小姑娘，是长沙民政专科学校的，浙江人，刚上车时拼命哭，外面一个小哥们也一起哭，看样子是毕业要分开了，都不舍得。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很狼狈，已经不记得是谁送我上车的了，或许是杨策，还是他比我走得早，已经记不清了。晚上就跟对面的小姑娘聊了一夜，她说学校最好找工作的专业是殡仪，才知道殡仪也算是堂而皇之的专业了。

早上五点还不到，火车到了杭州，我就下车了，同学要到上海转车，就继续坐着走了。那时的杭州正热，我出了火车站，乘上31路公交，从东站到了浣纱路的工作单位下车。但是单位上班是八点半，我到的时候只有六点，门还都没开，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着。那时候刚到杭州，很陌生，所以很紧张，心里不住地胡思乱想，想到如果这个单位突然没有了怎么办，我一个人在杭州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呢？所以很着急，到八点左右的时候，单位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但是我面试时见过的人还没来，别人我都不认识，只能继续等着。后来面试时见过的同事来了，才好了。单位把我安排在值班室暂住，后来就在那个值班室里过了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

03年的夏天，又是很热。当时在杂志社工作，同事间流传的消息说，杂志因为一些问题，要不办了，所以他们劝我早谋出路。但是老板又告诉我，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让我不要慌。那时涉世未深，就听了老板的话，没有另外找工作，别人帮我推荐的一个地方，自己终于也放弃了。一直等到那个夏天过完，事情才终于尘埃落定，杂志不办了，我离开杂志社另找出路，后来就进了报社。那时我住的小平房很热，也没有空调，通风也不好，所以我常常拿着躺椅坐在门口，借着屋子里的灯光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就看看对面的小楼上的酒店服务员们，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总是在叽叽喳喳，吵吵嚷嚷。也经常跟隔壁住的到杭州打工的人聊天，跟他们下棋。

04年的夏天，我常到浙大一个朋友那里去。他在浙大做博士后，有个两室一厅的宿舍，本来他带着他外甥住，但是他外甥不久就到深圳培训去了，他一个人无聊，所以经常叫我去他那里。每次在他那里都要辩论，他当时还在一个房地产公司上班，经常是我们下班后去打篮球，打完吃过饭买个西瓜回去，吃完西瓜开始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开始辩论，每次辩论都到早上三四点才睡觉，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往往他已经去上班了。那个夏天，我们俩经常骑着自行车在浙大西溪校区和玉泉校区之间来回，我一个人也经常骑车在杭州到处乱窜。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们没有往来了。那时也来过上海几次，第一次来应该是住在海宁路那边的一个宾馆里，但是现在每次下班路过海宁路，再没看见过那个宾馆，后来就是火车站北广场那边的一个酒店了。总体上说，那时候的日子还是很舒服的，不太想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到处乱逛，很自在。阿海家的猫放在我那里养，也是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天一亮，它就用爪子抓凉席，弄得吭哧吭哧的响，让我不能继续睡觉。

05年的夏天，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两张脸吧。一张茫然无助的脸，一张焦虑不安总是汗津津的脸。还有那几件丝质的裙子。

第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军事素养比较差，所以抓不住解放战争第一年国军和共军两方的作战特点，基本上是在瞎指挥。这个时期双方的基本态势是国军进攻共军防御，但是在作战方式上，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国军的进攻是用防御的方式，而共军的防御却又用的是进攻的方式，也就是积极防御。尤其是华野部队，是这一时期共军里最能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所以到苏中战役结束后，国军的作战特色就是三个师以下的部队基本上不会单独行动，到《红日》所反映的这一时期就更加明显了，十一个整编师上演一线平推，等于是要把共军逼到大海里去的。而共军则通过积极的运动来调动国军，使国军在运动中拉开距离，捕捉战机。导演对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把握好，导致粟裕在向各纵队司令员讲解战局时基本上不着边际。

第二个特点就是很俗套，基本上照搬了《亮剑》以来的那种战争片的风格，主角搞得土里土气，很粗糙，讲粗话，爱骂人，兄弟部队之间争抢俘虏和缴获，部队战士之间相互动不动称呼兄弟。尤其是20多集的时候，讲一个共军小干部强奸了一个老百姓小媳妇，上演挥泪斩马谡，老百姓求情。这些都是以前已经见过很多的情节了，没什么创意。最最让人恶心的是穿插的军长泡妞的故事，感觉军长都能给人家小姑娘当爹了，还泡人家，看着比较不舒服。戏不够，感情凑，这都成这几年战争片的基本模式了，很恶俗。为什么不能搞得精干一点，简练一点呢？干吗一定要搞那么长？

第三个特点是这个编剧不太好，似乎是对历史不太熟悉，对主角的人物形象设计问题比较大。沈振新的原型显然是王必成，但是性格又跟王必成是完全相反的。王必成的性格是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是粟裕的爱将。但是这个沈振新又是相反的，爱嚷嚷，爱说粗话。最不能接受的是沈振新居然在电话里跟粟裕讲话时一口一个老子，甚至干脆摔电话。人所共知，这么干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许世友这个大水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硬伤，比如说把策划重点进攻的功劳算到张灵甫头上去了，其实之所以搞重点进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军经过第一年的作战，机动兵力损失严重，已经无法再集结起大量部队搞全面进攻了，结果在这里却被弄成了张灵甫策划的天才之作。这里的另一个硬伤是，张灵甫用的地图居然是把外蒙古划在外面的，要知道，现在台湾用的中华民国地图还是只驼背鸡，外蒙古还是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的。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片子和《亮剑》相比，缺乏一股精神，想要硬气又没有硬气起来，可制作的人似乎又不想搞成传统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怪物。人虽然讲粗话，但是缺乏那种粗砺、大气、狂野和向上的精神，比较接近《新四军》，很糟糕。

三个人里面，王是孤儿，没有什么文化，从回忆录里就能看得出来，人很简单，没什么花花肠子；莫文骅文化程度较高，有些知识分子习气，比如他刚参加红军，就说到了自己的军衔是上尉，后来转成少校等等，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在意，评衔的时候觉得自己本来是正兵团级干部，应该得上将，却因为高岗的原因只得了一个中将；李志民虽然算是小知识分子，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工农化花改造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像个纯粹的革命军人的样子，没什么抱怨，对评衔的事情提都没提。

从作战能力上来说，感觉王宗槐比较弱，只是普通的政工干部，没什么军事能力；莫文骅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是不错的，而且确实在红七军做过连长，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军事主官，做政工后比较不服气，一直想转成军事主官。在抗大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前线，重新担任军事主官。但是没能得到毛主席批准，所以他是比较不服气的。建国后一直做政治工作，而且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应该做军事主官。文革结束后，他曾有机会去海军做北海舰队司令，当时就比较想去，但是后来还是去坐了装甲兵政委。李同志的军事水平应该不弱，比如不经意间提到的五次战役的一些排兵布阵方面的问题，点评很到位，有一定的专业素质，但是他并没有抱怨过，而且颇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自豪，还专门总结过志愿军的政治工作，被当作全军政治工作教材。书法貌似也不错，在抗战时期经常给英雄写锦旗。

不过，跟军事干部的回忆录相比，政工干部的回忆录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比较长，叙事没什么节奏感。故事性不强，而军事干部的叙事要简练很多，繁简也比较得当，不会巨细必录，节奏感也强。再一个特典就是能感觉到共军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分别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像杨成武、罗瑞卿、邓华这种既能搞政工，又能担任军事主官的人不多。一般来说，共军的军事干部主要是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培养提拔，而政工干部则比较注重文化素质。比如吴法宪同志，就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是班里唯一识字的，所以马上就得到重用了，成了政工干部。

而这一点对共军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经验。陈赓在支援越南的时候就发现，越南的部队因为基层军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所以纪律性不强，接到上面下来的命令，不是考虑怎么去贯彻落实，而是先开会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所以陈赓特别向越共提出，应该注意从基层作战部队选拔军事干部。而政工干部则能够派上多种用途，比如说政委经常会兼任地方的党委书记，有的甚至就此脱离军队，转为政治干部，比如秦基伟的搭档阎红彦，解放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没有再参加军队工作，所以55年就没有授衔。

再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杨得志的军衔问题。现在有很多人给一些上将鸣不平，认为他们应该当大将，比如刘亚楼、萧克等等，甚至连许世友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人都曾经在评衔的时候闹过。但是，客观的说，我认为最应该得大将的不是他们，而是杨得志。别的不说，就凭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就光这一点，别人恐怕就没有过。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的部队仍由聂帅负责，作战不甚得力，绥远战役尤其失败。此后，晋察冀的部队整编，聂帅就成了军区司令员，不再担任野战军司令员了，而司令员恰恰是杨得志。而且，杨得志上来后，晋察冀部队作战水平明显提高，清风店战役实际上就是杨得志组织的。从这一点上说，杨得志才应该得大将。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李志民同志先后跟杨成武、杨得志、杨勇搭过班子，跟军中的三杨都合作过，这恐怕也是军队里的奇迹了。

三农问题说到底，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现代化、城市化，像温铁军那样鼓吹让农民往农村退是没有出路的，沼气之类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能源危机。

现在的农村人口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在城市打工的，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的老幼妇孺。现在温铁军他们的说法是农民工要往回走，回到农村去，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农民工走了，工业没有劳动力怎么办，农村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说这个是很不现实的想法。

温铁军他们说不能让农民工就这么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理由无非是，农村人口太多，如果都进入城市，会造成能源危机，各种公共设施都要被挤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危险并不存在，现在农村能够流出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接近极限了。

以前经济学家们总是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所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提高。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社会接近尾声，劳动力供给已经有下降的趋势了，这几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劳工荒，劳动力价格也在布店地提高，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同样的，农民工如果不是持续地向城市涌入，而是有其极限的话，就说明，城市化是可以实现的，这些人只要能够在工业带周边形成一些适合他们生活的居住区，是有可能逐渐安置下来的，实现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农民工是农村的适龄劳动力主力，这部分人离开农村后，造成的结果是农村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以前说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缺乏，尤其是壮年劳动力缺乏，大量的繁重体力劳动现在实际上都是由留在农村的老幼妇孺承担的，这是不对的，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土地产权的问题。原来土地保持所有权不私有化但经营权却私有化的状态，而且我们一直反对对土地进行彻底私有化，也是因为我们估计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农民总有一天还是要退回到农村来，所以要给农民留一个退路。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能是多余的。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供给接近极限，农村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就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就是三十年前被中断了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过程。

三十年前，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中断了土地集体化，进行农业机械化改造的过程，不管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走到了今天，根据今天的条件，应该说，农村已经具备重新提出机械化、现代化目标的条件了，应该重新提出来，把现代化、机械化当成农业发展的目标。

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需要的条件就是土地集中经营。前三十年所以有这个过程，原因就是土地是集体化的，虽然现代化、机械化的水平并不高，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在逐步发展的。后三十年把土地分开，破坏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条件，所以就中断了。但是，随着现在农村的劳动力短缺形势形成，土地重新集中经营的条件又已经形成了，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

所以，总体而言，我的意见就是，农民工应该就地消化转变为工业人口，农村的老幼妇孺应该通过完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让他们退出农业生产劳动，对土地进行集中经营，让少数留在农村的适龄劳动力变成农业工人。

我大致就是这个思路，请大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