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原刊《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卷，强世功主编，北大出版社。年初写的，今天收到书了，在这里发一下。虽然是书评，但是也希望能表达我对某些妄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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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白彤东著《旧邦新命》

萧武

晚清以来，困扰形形色色的儒生们的最大问题就是：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学该如何调整，才能完成其现代转化，从而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自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险胜清军，洋务运动就被判定为一场失败的现代化运动，而日本的军事胜利也被归因于其经历了明治维新，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于是变法之说四起，只有不同的变法方案，几乎没有人反对变法——即使康梁变法的反对者们实际上也不是完全彻底地反对变法维新，只不过是主张缓变而已。

民国初造，政治上是变了，但是人心没变。这才闹出了先是南北对峙，后是军阀割据的十多年混乱局面。到袁世凯复辟失败，知识界先进们就发现了，光是变了制度还不行，革命要彻底，最主要的还是要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把从欧美拿来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一套输入到国民头脑里去。至于国民的精神内存是否能运行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程序，中国现有的硬件是否兼容，当时的书斋里的革命家们其实是没怎么多想的。后来的近百年间，虽然中国人的精神内存和中国的硬件状况不断换代升级，但和欧美的自由民主程序的磨合过程至今仍未结束。

不过，五四先贤们也给国人留下了一套近百年来几乎成了顺口溜的说法：中国要现代化就不能要儒家，要儒家就现代化不了。这套说辞流行了近百年，几乎成了新的传统，让很多人无法摆脱。前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吵吵着要复兴儒学，马上就有人跳出来横刀立马，断喝一声：“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虽然说不断有人念“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这句咒，但就是要从老内圣里开出新外王来的人也称得上如不绝如线。上可追溯到康有为，下可到今天形形色色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儒家青年。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这风气尤盛。但基本线路无非还是两条。其一是钱穆路线，西方有的我都从老祖宗那里找几件出来给你看看，可称之为比附派。比如现代政治讲三权分立，钱穆就说过中国远从周朝开始就已经是三权分立了。其二是牟宗三路线，通过对儒学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使之与现代政治对接，可称之为接轨派。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彤东在《旧邦新命》中的进路可以算是另辟蹊径。

白彤东为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已受聘在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旧邦新命》是其2009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著作。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致力于沟通当代西方主流政治价值与先秦儒家，下篇含三篇文章，以老子、《理想国》和苏格拉底为参照，阐释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就个人兴趣而言，对该书感兴趣的仍然是其上篇中的三篇文章，即试图从老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部分。因此，本文的讨论也集中于此。

冯友兰讲过，思想史无非是两种讲法，一种是照着讲，一种是接着讲。白先生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也就是接着讲。但接着讲与接着讲也不同，要看你接的是谁。

《韩非子·显学》称，孔子没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再往后，每个学者都另创一套家法，就更多了。按现代学者的总结，宋朝儒学再度兴起，就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蒋庆就将历史上的儒学分为两条进路，一是从子思、孟子到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思孟学派，也就是所谓心性儒学；一是从子夏到康有为、廖平的公羊学，也就是政治儒学。

白先生接的是孔孟，也就是他所说的“原始儒家”。他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说过：“在这本书里，我自己的关注焦点是早期儒家，尤其是孔子的政治哲学。”为什么不上接比如说思孟学派，或者是公羊学的传统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我有类似关注和采取类似进路的人来讲，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假想问题：“孔子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对民主与人权有什么看法？”，“如果孔子读了《理想国》的话，他会说什么？”，等等。通过让古典儒家对当代问题“进行评论”，通过让他们与西方有同等重要性的思想家进行对话来互相解释、评论、批评，我们会澄清和揭示隐藏起来的儒家思想，并将之发展之。

可不可以直接接着“原始儒家”开始讲？可以。但如果是这样接着讲，那不是儒家，而是孔家。儒家之为儒家就在于，儒家不等于孔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在孔子之后，通过历朝历代的学者们不断地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形成了一个充满着内在张力和可能性的思想体系。简单些说就是，儒家是一条河，而孔子只是其中的一段。孔子属于儒家这条河，而儒家这条河并不只是孔子这一段。长江在流经四川的时候被称为嘉陵江，在中下游被称为扬子江，但这不等于长江就等于嘉陵江或扬子江。

所以，不理会孔子身后的阐释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而直接去假想诸如“孔子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对民主、人权有什么看法”之类的问题，并代替孔子作答，以这样的方式对儒家进行“发挥”当然是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存在的，但它不能被称为儒家，而只能是作者自己的思想。

在《旧邦新命》一书里，白彤东把儒家与自由民主的关系归为四类：第一种是罗纳德·德沃金式的的，认定儒家是中国乃至东亚视线自由民主的绊脚石，必欲取之而后快——这其实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立场，要自由民主不要儒家；第二种是牟宗三式的，坚信从儒家也能推导出自由民主的价值来；第三种是辜鸿铭式的文化怪人，断言中国的一切都好，甚至缠小脚、一妻多妾制都是好的；第四种是承认东西方价值确实不同，但认为各有利弊，可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

白彤东认为，前两种类型实际上共享了同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他们都承认，“西方的是最好的”。第三种他存而不论，意思大概是，这种人基本上可以当成思想史上的“行为艺术”，看个稀奇可以，不必认真。他自认属于第四种进路，并进而合东西方之长避东西方之短，设计出“一个更现实的乌托邦”——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

白彤东的论证路线可以概述如次：

第一步，指出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预设的形而上学立场：人是生而自私自利和平等的。

第二步，论证接受这些观念既不是自由民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同时论证一人一票的选举不是民主的本质。

第三步，既然那些形而上学立场不是自由民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那么是否接受这些观念也就与是否能实现自由民主无关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论证，儒家实际上是能够与自由民主的制度兼容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这就好比说，第二步论证了是不是穿汉服跟是不是儒家实际上关系不大，儒家可以不穿汉服，穿了汉服也未必就是儒家。既然儒家和汉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儒家也可以穿西装。

第四步，通过引用罗尔斯和保守主义，将“厚”版本的自由主义削薄为“薄”版本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将现代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削减为一个比较弱的版本。经过这个外科手术式的处理，自由民主最后实际上变成了自由与法制。

第五步，证明儒家与自由民主并不排斥，是可以相互兼容的。经过了前面四步的处理，只要不是德沃金式的西方价值普世论者，这一步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立的逻辑延伸。

第六步，引用一些事例及相关思想家的论述，论证自由民主制度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弊端多多。

第七步，推出作者自己设计的一个更现实的乌托邦：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

很诚实地说，我自忖对儒家所抱的同情心不会比别人少，应该也不会比白彤东先生少。对于沟通古今中西、重建一套不仅能够在中国适用、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价值观的任何努力，我都报以极大地理解和坚定地支持。因此，虽然对白先生在本书中为儒家所作的诸多辩护和在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博学都让我赞叹不已，但是我仍然要在这里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无法接受白彤东先生这样的论证。

理由很简单，思想工作不是手工活。如果说这是一道数学题，可以说这个解答从过程到结果都堪称完美；遗憾的是，这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个近百年来的仁人志士皓首穷经也无法解答的思想文化难题——更是一个政治难题。

让我们来逐步分析白彤东的论证是否能够成立。

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决定方向的一步。这一步错，则后面的论证即使再怎样滴水不漏，都没有意义。但恰恰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作为一个哲学家，白先生犯了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来说，这个错误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仅仅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形而上学立场，却忽视了比形而上学立场更重要的一点，历史分析。现代自由民主的形成绝对不仅仅是一套观念，更是一整套制度设计。而作为制度设计的现代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从观念到观念的抽象演绎那么简单，而是在复杂而具体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

经过数百年来的历史演进和思想家的努力，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实际上已经大体可以摆脱了对那些早期自由民主思想的形而上学立场的依赖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些形而上学预设，现代自由民主也仍然不会坍台。对于现代自由民主来说，更重要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些现实的制度设计，比如私有产权、言论自由、普选制等等。这样，在第二步中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历史分析，仅仅是从形而上学开始反驳，就显得多少有些形而上学骑士的味道了。

对于仅仅热衷于形而上学讨论的读者来说，有了前两步的铺垫，第三步其实是瓜熟蒂落的事情，顺理成章，不用多费周章。但值得让人欣慰的是，白先生仍然在第三步的讨论中讨论到了言论自由和普选制——没有讨论私有产权，或许白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指出，儒家不反对言论自由，而普选制实际上对一个薄版本的自由民主来说，其实也不是必要条件。他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儒家思想与言论自由、普选制都能够兼容。但需要注意的是，白先生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在我看来算是偷懒的办法。他不是论证儒家是否能够支持言论自由与普选制，而是只论证儒家并不反对后两者。

众所周知，对同样一个事情并不仅仅只有反对和支持两种态度，还可以有第三种，那就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儒家不反对言论自由和普选制并不意味着，儒家就支持他们，最多只能表明儒家与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再在这里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32m内存的电脑能装得上XP系统吗？理论上当然能。但是能装上不代表能运行。即使能勉强运行，也会很慢，或者干脆导致系统崩溃。儒家与自由民主的关系与此类似。如果一定要给儒家思想装上现代自由民主的系统，理论上是可以，但在现实运行中是否会崩溃，这就很难说了。可资借鉴的或许是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的伊斯兰教国家。这些国家确实已经实现了自由民主，也有普选制，除了部分攻击宗教领袖的言论外绝大部分言论都是自由的，但几乎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认他们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了。

对于自由民主的“削薄”，我认为是整个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最成问题、也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作者通过两个方式实现了这个削薄：一是引入保守主义，二是罗尔斯的晚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引入保守主义对实现儒家与现代自由民主的对接的重要意义在于，保守主义与儒家一样，认定公共利益应当优先于个人利益，强调精英主导的政府对普通公民的道德教化，而反对作者所指出的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趋向。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比其早期自由主义立场已经有相当大幅度的后退（也可以说是调整）。正是罗尔斯的这一调整，使自由主义放弃了其相当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持，使自由主义成为一套纯粹的制度，而不再坚持其意识形态要求。

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并不止是精英主义，也不止是保守主义。正如自由主义有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也孕育出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既有保守主义儒家，也有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平民主义儒家。在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转向的明显痕迹。“满街都是圣人”的阳明学自不用说，就是一向被认为较为高蹈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也通过强调孟子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平民主义潜质。刘小枫也指出过，儒家存在一个以公羊学为核心的左派传统。虽然国内外的毛泽东研究对他与儒家的关系尚无统一意见，但大体上都认定，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平等主义传统的毛泽东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分歧更多的只是在更细节处。

此外，还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的，儒家不等于孔子，而是一个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开放的思想传统和思想体系。儒家对自由民主的态度，不能仅仅从“孔子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对民主有人权有什么看法”这样的假设里去揣度，而应该在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思想传统里去寻找历史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今天如果要接着讲，最应该接的是康有为、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而不是忽略从孔子身后到现代新儒家的这个漫长传统，去直接接着孔子讲。

我还想在这里指出，除了儒家乌托邦式的《周礼》之外，儒家没有一个固定的制度设计模式。虽然历代大儒都曾提出过改革的设想，但除了王莽试图恢复周礼之外，绝大多数人在现实的制度操作上，都没有盲目采用周礼。同时，儒家并没有如白彤东在本书第五章《无为而治》中指出的“无为而治”的倾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所强调的是德治，而不是无为。正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每个时代的儒者虽然都信奉周礼这个儒家乌托邦，但总是因时因势而提出改革意见的。

儒家从来没有彻底反对过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总是倾向于渐进的改革。同样的，如果今天有真正的儒家，也不会反对民主自由，只是会因时因势而异对其作出部分调整，使之中国化，以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更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的制度设计。所以，儒家在今天对中国政治的现实改革意见不可能出自书斋里的冥思，而取决于具有儒家信仰的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参与过程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评论只是一个对儒家抱有强烈同情、具有比较强的平等主义取向的中国人的评论，而白先生所预设的读者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比如他提到的德沃金式的对儒家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人。如果是这样，我愿意承认自己是误读。

原本是写在微博上的，写得长了，干脆在博客上也发一下。河南之行共五天，其它的会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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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山看完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心情确实很激动，就想买张光碟拿回来看看。出了门，碰到好多在卖的光碟，一张68，贵是贵了点，但是想到这个演出还是好的，应该买一个，贵就贵吧，就挨了一刀买了。昨晚在家想打开给我家领导欣赏一下，结果完全是个盗版碟，演出总共是70分钟，而这个光碟上只有30分钟。前面光是广告和宣传片就占了10分钟，易中天扯淡又占了差不多20多分钟，里面的演出只有30分钟，完全是在现场拍下来的片段剪接而成的合集，还号称是完全正版。河南人啊，想说爱你太不容易了。

回头来说这个演出。演出本身确实是非常棒的，音乐、灯光、舞台都设计得非常好，以山为幕，以天为庐，山风、水声、寺院、僧人浑然一体，打坐与练功，风旗和棍术，僧人与俗人，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天地人融为一体。尤其是佛像出现在中间的山头上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

我看过不少寺院，但是从没觉得佛像庄严、神圣过。差不多每次进寺院，基本上没拜过，心里都要骂几遍祸国殃民的死贼秃。就是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当佛像出现在山头上的时候，第一次觉得全世界都静下来了，天地间只剩下了佛和我，还有风，才觉得佛是如此庄严、神圣、慈悲。

现场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五个打坐的真和尚。晚上的山风很冷，很多人都在入场前租了军大衣披着，我也把衣服拉链拉得紧紧的，但他们穿着单薄的僧衣打坐在水边的石头上，从开始到结尾，总共70分钟，安然打坐，纹丝未动。旁边的音乐声一直很响，还有演出人员来回跑动的声音，但他们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我看到佛像的时候，感觉全世界只有我和佛和风，他们参禅打坐修行多年，想必比我的感受深得多，真正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们打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存在只有佛和他们自己，别的都不存在，所以他们才无比纯净、安详，物我两忘，天地间唯有佛是真实的。

进入演出现场前，在门外的山涧上，也有和尚打坐。山风比较冷，我们都穿着厚厚的外套，他们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就在山涧上迎风而坐，背对大山，面朝来往熙攘的众人，也不觉得冷，更不觉得吵。不过当时想的可能是故意为之，现在想，那真是一种境界。我只有一次有这种体验，而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整个演出中，如果没有看到易中天的名字，对我来说就完美了。可惜有他。少林寺是禅宗发源地，号称禅宗祖庭，但是这个演出的禅学顾问是易中天，著名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只是少林文化顾问。我买的盗版盘上易中天在那里谈禅，跟他在电视上讲三国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严肃的事情，以为自己在讲评书。

感谢党，感谢官府，感谢红音、小泽玛利亚等著名艺术家，尤其要感谢无敌万能的新浪，这个博客总算是恢复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应该感谢晓波和一位新浪的朋友，在他们的关怀下，博客死而复生了。

这一阵子的事情比较多，比如宜黄事件，奖，方舟子被袭案等，都值得谈一谈。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宜黄事件。

首先来说，目前的做法是非常糟糕的，即在没有出具官方调查结论之前，就直接处理了宜黄当地的主要负责干部。这是完全没有政治智慧的做法。这个处理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官府应对公关危机时的无能，政治上完全没有任何策略，很低能。实际上，要应对这个事情非常简单，上一级官府比如江西省纪委或公安厅介入调查，出具一个调查结果，然后由省新闻办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结果，接着再做处理。

当然，处理不能只有处理基层官府，也要对钟家作出相应处理。无论怎样处理，都要把握好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不能伤害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第二，对钟家的要求应予适当满足，但应在合理范围内，对任何不合理要求，都要坚决斗争，决不妥协。对于相关的媒体的不实报道，应予澄清，违背事实真相和捏造谣言者应当动用法律手段，责成公开声明道歉。

其次，整个这个事件中，官媒表现得相当无能，完全是在跟着大众媒体走，在取悦网上的虚妄的所谓民意，没有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官媒之为官媒，应当发挥其基本功能，即发出官府和朝廷的声音，尤其是在引起重大公共影响的事情上，更应当自觉承担责任，与大众媒体一边倒的声音进行平等的辩论。官媒在从CP建党起，就是重要的理论斗争阵地，更是重要的对敌斗争平台。

看一看吴冷西的回忆录，《忆毛主席》和《十年论战》，就能明白，这种政治的和理论的辩论对CP来讲有多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一直到1980年代甚至都还保持着，但到1980年以后贯彻不争论的指示，完全丧失了。比如说金融危机发生后，到现在，官方媒体始终没有组织过比较有深度、成规模的讨论。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种种污蔑，官媒也始终没有组织有力的反击，没有进行公开的政治辩论，不去澄清事实。结果就是现在国内媒体完全跟着外媒转，而外媒当然是站在外资的立场上的，中国官府和企业的立场都无法得到完整、有效的传达。套用汪晖的话说，这就是官媒去政治化的恶果。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和外媒的政治化程度却越来越高，所以在整个宣传层面，中国完全是失败的。

具体到宜黄这个事情来说，我看到宜黄当地干部只能通过财新网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感觉是很心寒的。在舆论和宣传上，官府和基层干部现在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了。他们的声音没有正常的传达渠道，只能通过这样的媒介来传递，但在传递的时候，又经过别人的加工，意思完全变了。比如财新网虽然说是“来函照登”，但在导读选取上就用了一个很负面、会引起更多人反感的说法。如果说这是一场斗争，宜黄官府在宣传上完全没有主动权，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因为官府和朝廷自己没有公开进行辩论，而且也没有注意散布在网络上和各种地方的自发的一般群众为他们所作的辩护。这样的积极的声音无法得到公平的表达机会，在市场化的大众传媒和外媒上当然更没有机会得到公开的表达。所以，现在宣传舆论层面的斗争完全是失败的。不要说意识形态斗争、主流价值观宣传，就是最起码的澄清事实的目标都达不到。

也许会有人提到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新浪微博上和网友进行交流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可以用，但是只是个体行为，相对于强势的大众媒体和网络舆论，显得太单薄无力了。而且，按照官场上的规矩，在比如奖、宜黄事件这样的事情上，他显然也不适合表态。

所以，现在应该是恢复官媒的政治功能的时候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对于那种动辄对不合适的言论一封了之的鸵鸟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让媒体与官府和朝廷的对立更加严重；第二，让大多数群众无法及时了解真实、正确的信息和观点；第三，会让原本对官府和朝廷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人寒心，怀疑他们的政治能力。

鉴于这个博老是上不来，下定决心挪窝了，以后这个博不再更新了，以MSN和新浪的为主。

http://blog.sina.com.cn/u/1152078712

http://xiaowu9000.spaces.live.com/

1930年前后，倭寇在天朝日益猖獗，中日必有一战基本上已经成了当时人的基本共识，打不打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委员长治下的天朝还在干什么呢？打内战。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裁军方案，整编军队，把各地的部队都改编成正规化的国防军。李宗仁回忆录里对这个讲得比较清楚。委员长当时的打算是把地方部队最好都裁掉，就剩下中央军算了。但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他们都不同意，认为打仗的时候地方部队是主力，功劳最大，怎么要裁军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队。几个地方部队里面，晋军战斗力最弱，所以委员长就提出来一个方案，把桂军和冯军都多裁一点，然后中央军和晋军基本保留。阎老西儿对这个方案当然很支持。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到后来冯玉祥干脆请假闪人了。委员长就指示老阎把冯诱骗到太原，然后软禁起来了。等到桂军反蒋失败，老阎着急了，才把老冯又请出来，两个人一起反蒋。老冯的部队负责打仗，老阎负责供应。结果委员长又分化瓦解，把老阎给分化出去了，老冯自己的部队里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于是反蒋失败。然后委员长再拿出来一个裁军方案，将老阎的军，老阎这才着急了，联系桂军、粤军、冯军和奉军一起反蒋，打起了中原战争。西北军战斗力比较强，一度占据优势，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攻势计划，但是碰上下雨，没能执行，主动权就转到委员长这边了。关键时刻，张公子表现了他的反骨崽本质，突然入关“调停”来了，与中央军夹击冯阎，冯阎于是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倭寇把东北占了，张公子不战而退，放弃了东北。转过年，倭寇又借故寻衅，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这时候在上海驻防的是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孤军苦战了一个多月，委员长说是要坚守待援，但是中央军却迟迟不来，最后只能妥协了事。而且19路军抗日不但无功，反而成了罪过，委员长就将19路军调防福建，逼着他们去参加围剿中央苏区。其实蔡廷锴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是师长，后来才脱离部队走了的。蔡到了剿共前线才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委员长又借机缩编，还准备和粤军夹击19路军，这才激成了闽边。蒋光鼐、陈铭枢和蔡廷锴在福州还搞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政府，并且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然后蔡廷锴又联络粤军和桂军，准备将部队在衡阳集结，然后沿现在的京广线北上抗日。委员长当然是一边政治交涉，一边调集部队，准备扑灭。这时候红军是教条主义当权，所以没能配合蔡廷锴他们作战，反而在中央军南下的时候主动让开了道路，让中央军去打19路军。最后这个事情没能搞成。

再接下来，就是华北的方振武、吉鸿昌的部队号召抗日，并且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出山。这时的冯已经是落汤的凤凰不如鸡，原来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做鸟兽散，而且他在绥远夺的就是他原来的部下宋哲元的权。冯举家迁往绥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并且发动了对倭寇的作战，还收复了几个地方。这时候委员长不但没有支援，反而要求冯解散抗日同盟军，并派部队北上。这时候倭寇也调集部队，准备向抗日同盟军反攻。冯看抗日无望，只好通电下野，解散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方振武和吉鸿昌不服，继续坚持抗战，被委员长和倭寇夹攻，并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鸿昌避居天津，后来潜返华北，还是被抓住处死了。

这还不算完，这两次抗日高潮被扑灭下去后，粤军和桂军联盟，又发动准备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员长放开湖南、湖北和河南的北上通路，并且将部队集中到了衡阳。委员长当然是故伎重施，拉拢收买，分化瓦解。粤军的前锋部队是余汉谋师长，委员长给余许以高官厚禄，余汉谋立刻率兵从前线的衡阳折返广州，陈济棠也下野去了香港，这次又没搞成。再接下来就是1936年，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后，桂军在西南发动，组织部队，呼吁全国抗日，可惜事机不密，又功败垂成了。

这时候委员长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战吗？当然知道，但是委员长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把内部整理好了，然后才能与倭寇作战。更要紧的是，委员长很清楚，各地巨头们虽然都是以抗日相号召的，但是经过中原大战，实际上地方部队的损耗已经相当大了，没有恢复起来。实际上这些地方上的抗日军事动员最终都能被委员长扑灭，就是这个原因。经过中原大战，粤军、桂军和阎军这几个当时主要的反蒋力量都联合起来，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所以委员长很清楚，如果他俯顺民意，真的举全国之力与倭寇一战，以收复东北，那么肯定是要以中央军做主力的。可以说，这时候委员长离翦灭地方诸侯完成真正的统一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而一旦开始抗战，中央军肯定要充当主力，消耗必然大于地方部队，那么也就不能完成统一了。所以委员长一直坚持说，攘外必先安内。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地方部队的抗日热情的情况。在华北与倭寇直接对峙的是宋哲元的29军，所部编有四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人数约在十万左右。但是卢沟桥抗战一开始，宋哲元并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动后退，稳定阵线，要求中央派部队增援，并且给以财政上的补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公子也向委员长提出过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员长在这个事情上就很费踌躇，一会儿说要与倭寇决一死战，一会儿又说要继续谈判。甚至到华北抗战已经全面开始了，他的庐山谈话也已经发表了，他还是希望能由国际上调停，达成妥协。

淞沪战役前，张治中曾向委员长建议先发制人，委员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没有作出相应的部署。所以淞沪战役虽然在国军的战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壮了，效果却差得一塌糊涂。原因就在于，委员长并没有下定决心真的与倭寇全面作战，所以他没有集中部队，而是根据倭寇增兵的情况不断向根本不是好战场的上海不断增兵。整个战役先后投入的达到六七十万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国军精华，但是却没能解决倭寇。而且，在这种态势下，委员长没有采用大兵团围歼的战法，而是分批次轮战，让各个部队都久战疲惫，破损不全。战役持续了三个月，倭寇在杭州湾登陆，抄袭国军后路，形成夹击之势，委员长只好下令放弃上海战场，退到苏嘉国防工事线上再做抵抗。但是这些部队指挥系统紊乱，又都是久战疲惫之师，一撤退就成了大溃败，到了苏嘉国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钥匙进门，只好践踏而过，一口气跑到了南京一带。

委员长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仗是打给国际友人看的，他是想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势力错综复杂的地方打，打到列强顶不住了再出来调停。所以整个战役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不知道战役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这仗到底怎么个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换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换。所以说，委员长不是不抗日，而是没有决心，总是摇摆不定，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坐失战机。而倭寇则一步一步前进，积少成多，终于在大陆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反观我朝开国后才一年，米帝在朝鲜登陆，人民志愿军马上就上去了，这才没有让帝国主义力量再度进入天朝。仅此一点，委员长与毛主席的差距就可以看出来了。

奥巴马毫无悬念的当选了，悲哀啊，不逛是米帝的悲哀，也是天朝的悲哀。

其实我对这种选举没什么兴趣。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跟天朝选超女差不多，没什么太大意思。有回我在电视上看见李人妖见粉丝，那叫一个寒。与其有那么多那种质量的粉丝，那还是不要粉丝的好。基本上就没有长得正常的，基本上都属于歪瓜劣枣型。奥巴马跟麦凯恩这种竞选秀也跟超女一样，把粉丝们弄得五迷三道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爱吃萝卜的说萝卜维生素含量高，爱吃鸡蛋的说鸡蛋的蛋白质含量高，如此而已。看见了尖叫，激动得热烈盈眶，我尤其不能接受。他们算哪根葱，又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用得着这么激动吗。所以我一直都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爱谁谁吧。

前几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在网上贴一篇文章。我看了看，是给奥巴马拉选票的，就表示没什么兴趣。他打电话来，聊了一会，我其实也没说我讨厌奥巴马，也没说我就喜欢麦凯恩，但是我也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居然就问我是不是有种族主义倾向，讨厌黑人。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说实话，我心底里很反感。这种愚蠢的政治正确未免也太敏感了，难道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就一定要支持奥巴马？然后他就大谈了一通麦凯恩是富人阶级的走狗，奥巴马是穷人利益的代表。并且说，佩林反对堕胎，如何如何不好，云云。

其实我根本就没关心过米帝的竞选秀，他们俩到底有啥特别大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了佩林同志，情况就比较不一样了，每天都会看看有没有佩林的消息。当然，主要是看看图，别的也不是很有兴趣。以前我就比较喜欢看季莫申科同志，虽然她跟尤先科这种颜色革命的暴发户都是一样的政治暴发户，但是与其看一个政治小丑上跳下窜，总比看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政治美女的感觉差远了。反正他们说什么我都无所谓，那我当然是看看着比较养眼的了。

话说回来，那个朋友讲得也对，小树丛集团跟天朝的权贵关系是很好的，都是一伙的，所以他说海外的民晕同志们还傻乎乎的支持小树丛、麦凯恩，是很愚蠢的，以为共和党比较在意意识形态，肯定会跟CP势不两立，派米帝解放军来天朝，其实完全是一厢情愿，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以前克林顿同志在台上的时候，天朝的自由派同志们就天天骂，说这个同志不行，是个跛脚鸭，完全没有政治觉悟，就知道天天搞经济，也不对天朝采取点强硬点的措施。其实这就是愚蠢。现在看看，反倒是克林顿那时候天朝跟米帝的关系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虽然不能算很差，但是也说不上很好。反倒是他们很喜欢的小树丛同志在台上这八年，跟天朝的关系突飞猛进，别的不说，光是看看天朝持有的米帝国债这些年翻番的速度，就知道到底谁跟天朝关系很好了。

从长相上说，麦凯恩显得太衰老了些，这确实是个毛病，而且还有伊拉克战争这个包袱。但是奥巴马的长相也不是很好，从面相上看，显得就比较轻浮，不够老成持重，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改革，时不时地秀一下人情味啊啥的。其实当初我还是挺看好希拉里的，没想到她这么不争气，党内选举就出局了。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年龄有些大了，要是她在45岁左右就出来竞选，成功的几率就高多了。毕竟已经不是当年徐娘半老风姿绰约的那个希拉里了。后来出来了佩林同志，跟希拉里的风格很不一样，美女，而且时尚，看着很舒服。不过这次跟着麦凯恩输了，据说下届准备再搏一把，我估计希望也不大，跟希拉里一样，四年后，她也该人老色衰了。

至于说奥巴马代表穷人利益，这个就比较无聊了。就像润泥说的，要是真代表穷人的利益，那就先把拉美和非洲的穷兄弟们先解放了再说。至于减税计划里多收了富人点钱，这个纯粹没有意义。这几年天朝的汽油零售价年年涨，该买车的同志们还是照买不误，一点不受影响。对富人来说，多收少收那点钱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就算在米帝多交点钱，多跑天朝、非洲、阿三这些地方剥削几回，还不是都赚回去了。

对天朝来说，虽然小树丛同志跟天朝权贵的关系过于暧昧，但是至少没有再像克林顿那时候似的，隔三岔五的就拿人权这种无聊问题出来说事儿，恶心天朝。小树丛同志虽然每年也照样要提一下天朝的人权问题，但是基本上属于应付差事，不太认真。民主党的同志们就比较无聊了，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这点事。我很疑心，要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米帝还会不会救市。很多同志都觉得，这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去为华尔街的贪婪埋单。其实这个时候不是保卫华尔街的问题，而是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共和党显然就要清醒得多，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含糊。这回选了一个黑哥们，民主党更加有话说了，肯定要天天拿这事儿寒碜天朝的人权了。

对于奥巴马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的能力，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所以我把对米帝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的估计从三年调到八年。这对天朝来说，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一般来说，民主党在外交上都比较无能，现在正是天朝要改变国际秩序的时候，应该是好事；经济萧条，对天朝多买点他们的制造业还是有好处，但是米帝长时间萧条，天朝的经济恢复时间可能也会比较长一点。总之，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朝廷还是多在天朝内部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