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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委员长的抗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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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前后,倭寇在天朝日益猖獗,中日必有一战基本上已经成了当时人的基本共识,打不打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委员长治下的天朝还在干什么呢?打内战。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裁军方案,整编军队,把各地的部队都改编成正规化的国防军。李宗仁回忆录里对这个讲得比较清楚。委员长当时的打算是把地方部队最好都裁掉,就剩下中央军算了。但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他们都不同意,认为打仗的时候地方部队是主力,功劳最大,怎么要裁军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队。几个地方部队里面,晋军战斗力最弱,所以委员长就提出来一个方案,把桂军和冯军都多裁一点,然后中央军和晋军基本保留。阎老西儿对这个方案当然很支持。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到后来冯玉祥干脆请假闪人了。委员长就指示老阎把冯诱骗到太原,然后软禁起来了。等到桂军反蒋失败,老阎着急了,才把老冯又请出来,两个人一起反蒋。老冯的部队负责打仗,老阎负责供应。结果委员长又分化瓦解,把老阎给分化出去了,老冯自己的部队里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于是反蒋失败。然后委员长再拿出来一个裁军方案,将老阎的军,老阎这才着急了,联系桂军、粤军、冯军和奉军一起反蒋,打起了中原战争。西北军战斗力比较强,一度占据优势,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攻势计划,但是碰上下雨,没能执行,主动权就转到委员长这边了。关键时刻,张公子表现了他的反骨崽本质,突然入关“调停”来了,与中央军夹击冯阎,冯阎于是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倭寇把东北占了,张公子不战而退,放弃了东北。转过年,倭寇又借故寻衅,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这时候在上海驻防的是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孤军苦战了一个多月,委员长说是要坚守待援,但是中央军却迟迟不来,最后只能妥协了事。而且19路军抗日不但无功,反而成了罪过,委员长就将19路军调防福建,逼着他们去参加围剿中央苏区。其实蔡廷锴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是师长,后来才脱离部队走了的。蔡到了剿共前线才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委员长又借机缩编,还准备和粤军夹击19路军,这才激成了闽边。蒋光鼐、陈铭枢和蔡廷锴在福州还搞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政府,并且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然后蔡廷锴又联络粤军和桂军,准备将部队在衡阳集结,然后沿现在的京广线北上抗日。委员长当然是一边政治交涉,一边调集部队,准备扑灭。这时候红军是教条主义当权,所以没能配合蔡廷锴他们作战,反而在中央军南下的时候主动让开了道路,让中央军去打19路军。最后这个事情没能搞成。

再接下来,就是华北的方振武、吉鸿昌的部队号召抗日,并且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出山。这时的冯已经是落汤的凤凰不如鸡,原来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做鸟兽散,而且他在绥远夺的就是他原来的部下宋哲元的权。冯举家迁往绥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并且发动了对倭寇的作战,还收复了几个地方。这时候委员长不但没有支援,反而要求冯解散抗日同盟军,并派部队北上。这时候倭寇也调集部队,准备向抗日同盟军反攻。冯看抗日无望,只好通电下野,解散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方振武和吉鸿昌不服,继续坚持抗战,被委员长和倭寇夹攻,并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鸿昌避居天津,后来潜返华北,还是被抓住处死了。

这还不算完,这两次抗日高潮被扑灭下去后,粤军和桂军联盟,又发动准备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员长放开湖南、湖北和河南的北上通路,并且将部队集中到了衡阳。委员长当然是故伎重施,拉拢收买,分化瓦解。粤军的前锋部队是余汉谋师长,委员长给余许以高官厚禄,余汉谋立刻率兵从前线的衡阳折返广州,陈济棠也下野去了香港,这次又没搞成。再接下来就是1936年,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后,桂军在西南发动,组织部队,呼吁全国抗日,可惜事机不密,又功败垂成了。

这时候委员长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战吗?当然知道,但是委员长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把内部整理好了,然后才能与倭寇作战。更要紧的是,委员长很清楚,各地巨头们虽然都是以抗日相号召的,但是经过中原大战,实际上地方部队的损耗已经相当大了,没有恢复起来。实际上这些地方上的抗日军事动员最终都能被委员长扑灭,就是这个原因。经过中原大战,粤军、桂军和阎军这几个当时主要的反蒋力量都联合起来,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所以委员长很清楚,如果他俯顺民意,真的举全国之力与倭寇一战,以收复东北,那么肯定是要以中央军做主力的。可以说,这时候委员长离翦灭地方诸侯完成真正的统一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而一旦开始抗战,中央军肯定要充当主力,消耗必然大于地方部队,那么也就不能完成统一了。所以委员长一直坚持说,攘外必先安内。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地方部队的抗日热情的情况。在华北与倭寇直接对峙的是宋哲元的29军,所部编有四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人数约在十万左右。但是卢沟桥抗战一开始,宋哲元并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动后退,稳定阵线,要求中央派部队增援,并且给以财政上的补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公子也向委员长提出过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员长在这个事情上就很费踌躇,一会儿说要与倭寇决一死战,一会儿又说要继续谈判。甚至到华北抗战已经全面开始了,他的庐山谈话也已经发表了,他还是希望能由国际上调停,达成妥协。

淞沪战役前,张治中曾向委员长建议先发制人,委员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没有作出相应的部署。所以淞沪战役虽然在国军的战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壮了,效果却差得一塌糊涂。原因就在于,委员长并没有下定决心真的与倭寇全面作战,所以他没有集中部队,而是根据倭寇增兵的情况不断向根本不是好战场的上海不断增兵。整个战役先后投入的达到六七十万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国军精华,但是却没能解决倭寇。而且,在这种态势下,委员长没有采用大兵团围歼的战法,而是分批次轮战,让各个部队都久战疲惫,破损不全。战役持续了三个月,倭寇在杭州湾登陆,抄袭国军后路,形成夹击之势,委员长只好下令放弃上海战场,退到苏嘉国防工事线上再做抵抗。但是这些部队指挥系统紊乱,又都是久战疲惫之师,一撤退就成了大溃败,到了苏嘉国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钥匙进门,只好践踏而过,一口气跑到了南京一带。

委员长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仗是打给国际友人看的,他是想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势力错综复杂的地方打,打到列强顶不住了再出来调停。所以整个战役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不知道战役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这仗到底怎么个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换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换。所以说,委员长不是不抗日,而是没有决心,总是摇摆不定,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坐失战机。而倭寇则一步一步前进,积少成多,终于在大陆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反观我朝开国后才一年,米帝在朝鲜登陆,人民志愿军马上就上去了,这才没有让帝国主义力量再度进入天朝。仅此一点,委员长与毛主席的差距就可以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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