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完徐帅的回忆录，我曾说过，徐帅是个厚道人，好人。这两天看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讲了几件徐帅在文革中的事情，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了。
吴法宪回忆录分两部分，一半讲文革以前，主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十七年他在空军时期的工作情况所占比重非常小，后面的一半纯粹讲文革，再有一小部分他自己对自己的辩护，还有为林副统帅开脱。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回忆录来说，他不太对得起右派同志们尊称他的那一声吴将军，战争年代的事情讲得不太好，也没看出来他对战争、作战和指挥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到哪儿都是跟着别人混。在军事将领的回忆录里，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人不太多，比如徐帅的回忆录主要的部分都是战争年代，只有在最后一章讲了他在文革中的一点事情，聂帅的回忆录对建国后的事情着墨算是比较多的了，但是主要的也仍然是抗美援朝期间他在后方为战争提供服务的事情，还有他负责国防科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粟裕和杨尚昆的回忆录最好，讲到建国就结束了，杨尚昆后来还有日记啊什么的留下来，粟裕最干脆，建国后的事情一点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没参与政治斗争，也没说什么人事恩怨，端的是好人品。
军队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由肖华和刘志坚负责，罗瑞卿被打倒以后，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对军队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刘志坚。按照吴同志的说法，军队当时主要是由林副统帅掌舵，叶吕端是军委秘书长，日常工作主要是他负责。林副统帅跟部队里的干部们都一样，认为部队应该保持稳定，做好战备工作，不应该搞四大，不能搞乱了，也不能掺和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肖华和刘志坚被批评，杨成武被打倒，林副帅就改变态度，要求部队支左了。
在军委开会批判肖华的时候，陈伯达上纲上线的很厉害，批判肖华的话讲得很重，叶吕端十分不满，当即拍桌子质问陈伯达，问他这样污蔑解放军，污蔑肖华，是要干什么？后来传闻比较多的叶吕端拍桌子拍断了手指的就是指这次，是把小拇指拍断了。陈伯达当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主要是想批评军队里的文革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没想到引起叶吕端这么强烈的反应，顿时会场上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军队里面的分裂还不严重，如果陈伯达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势必引起中央文革与军委的对立。这个时候徐帅突然就出了一个奇招。叶吕端维护肖华，说肖华维持部队稳定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徐帅为了缓和气氛，却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肖华，说肖华自己的工作没有搞好，影响了解放军的名誉。
林副统帅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陈伯达批评军队、批评军委的话当然被他理解成了是对自己的批评，所以就很生气，立刻打电话把江青叫去，大骂了一通江青，并且还要跟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去对质，说要是毛主席也认为军队的工作没做好，他就辞职不干了。江青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叶主任就出场了，表现很好，充分反应了她作为一个有心机的女人的风度，并且使出了她作为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大哭。后来林副统帅遇到什么事情，她就跑出来大哭，毛主席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也哭，毛主席心软，说既然林彪身体不好，那就让叶主任代替林彪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回去传达一下，此后叶主任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了。
林副统帅大骂江青的第二天晚上，军委继续开会。当时的军委会其实就是给各军区的军头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为了不让他们嫌着，就给他们找了个开会的名义。实际上当时军头们就是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避难，逃避造反派的揪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破天荒地开了三个月。按照吴同志的说法，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制订了一些文件，保证了军队的稳定。这次江青没去，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去了，向军委道歉，表示陈伯达的话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也不代表江青。军头们一看中央文革理亏认输了，马上来了劲，纷纷发言猛批江青。黄永胜同志表现最积极，发言斥责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不尊重军队，不尊重林副统帅，也当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中央文革检讨。关锋同志比较敏感，立刻打断了黄同志的发言，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责江青同志，是不是反对江青同志。
关锋这么一问，黄同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要是搞不好，中央文革就又要跟中央文革对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叶吕端之流，当然二话不说，立刻表态支持黄同志了，会强烈要求中央文革道歉，最好能借此机会一举把中央文革小组解散，把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都抓起来。与此相配合的当然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无数人会因此而掉脑袋，无数人被关押。但是这个时候徐帅仍然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所以他立刻站出来打了圆场，也很巧妙。实际上，徐帅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回答了黄同志发言的设问，也从侧面替黄同志回答了关锋的质问。徐帅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样，关锋就无话可说了，一个危机就被化解了。
当然，站在一个革命左派的立场上说，这时的党官僚已经被造反派打垮了，军头们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造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文革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是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大决战，这一天迟早都是要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毫无疑问还不成熟，紧接着发生的青海事件和内蒙事件、武汉七二零事件都反应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与军头们过分对立就等于在1947年打淮海战役，结果肯定是造反派输得一塌糊涂。徐帅两次化解这个危机，既保全了军头们，从客观上说，其实推迟了造反派与军头们的决战，从而减轻了造反派的损失。从这一点看，与叶吕端之流相比，徐帅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不愿意轻易对群众对立，境界要比叶吕端之流高很多。
不过，由于中央文革的不成熟，军队与造反派的决战还是很快就发生了，二月逆流就是证明。虽然二月逆流中中央文革取得了胜利，但是军队却是最大的赢家，只不过那些在怀仁堂炮轰中央文革的老军头们被打倒了，而新一批的军头们却马上补充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进入了军管阶段，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也就这样结束了。徐帅在二月逆流中站在军头们一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毕竟能有谢富治这样的觉悟的同志是少数，以徐帅的身份而言，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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