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烟字篓

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
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
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
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
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
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
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
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
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
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
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
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
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
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
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
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
“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
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
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
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
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
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
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
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
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
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
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
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
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
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
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
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
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
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
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
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
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
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
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
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
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
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
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
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
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
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
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
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
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
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
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
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
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
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
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
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
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
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
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
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
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人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
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
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
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
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
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
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
“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
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
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
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
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
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听’，
“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
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
事”。只有在leq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
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
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N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
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
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
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
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
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
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
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密电事件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
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
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
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
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
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
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
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
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
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
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
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
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
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
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
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
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
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
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
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
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
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
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
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
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
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
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
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
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
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
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
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
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
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
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
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
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
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
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
“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
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
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
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
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
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
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
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
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
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
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