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春秋》，亦不是难理会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会褒贬，要求圣人之意。千百年后，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圣人说出底，犹自理会不得，不曾说底，更如何理会得！
《朱子语类》P1658
朱子有很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这个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例证。他认为孔子在《春秋》里只是直书其事并没有特意褒贬，用的不过是孔子那个时代最普通最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去评判的。所以，他认为《春秋》三传里最可信的是《左传》，对《谷梁传》的态度还是可以参考，而对《公羊传》的态度就是非常反感了。他认为《公羊传》就是穿凿附会，全不可信。
此外，他还认为，《易》本身就是个卜筮之书。这一点前辈儒者大多讳言，甚至也包括他很崇拜的二程，都说圣人不过是借此发挥而已，不能只看作是卜筮之书，应该同样用微言大义的办法去认真读，从中体会圣人著作的用意。但是朱子认为，这一点不应该也没必要忌讳，《易》本身就是一本卜筮之书，没什么微言大义。所以，他主张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没必要弄得那么玄乎。
他还说，从伏羲、文王、周公直到孔子，都是因时而动的，为的都是适应他们各自所面对的实际环境，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伏羲画八卦，他认为就是那时候人民不识字，也没有多少书，所以没什么道理可讲，凡是遇到无法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就通过卜筮来决定。伏羲画八卦是为了这个目的，到了文王的时候，情况变了，所以文王重新演绎了《易》，到周公、孔子都是这个意思。这个讲法就有些唯物主义的意思了，可以算是联系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
这里也有了一个新的解经的维度，就是有了时间。他用时间的推进和世界的变化来理解圣人著作的谱系，否定了圣人凭空制作的说法。而这也就是他和汉学以及后来清学之间的差别。汉学恰恰缺乏的就是时间这个维度，相信圣人兴起，包天盖地，万事万物皆在圣人心中，所以，只有通过考据训诂来理解圣人制作的意思，只有理解了生热的用意，才能理解世界。而朱子却恰恰是相反的，他的方法不是通过理解圣人来理解世界，而是通过理解世界的变化来理解圣人的意思。他本人对考据之学并不反对，但是他认为象汉学那样解经，通过对字句的考据、训诂来最后理解圣人的用意，这样是行不通的，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只会是穿凿。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从外部变化来理解圣人的方法其实等于是在“还原历史”。而这样做等于就把圣人身上的神圣性的神秘光环拿掉了，走向了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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