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席与毛主席的误会
关键词：
张国焘 毛泽东 苏维埃运动
用张主席自己的话说，28年他在党内受到批判离开党中央和31年离开党中央的时候，心情是大不相同的。31年的时候，由于立三路线的失败，地下组织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于是中央决定，当时在国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个苏区去。张主席和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任弼时去六军团，也就是湘鄂赣，周恩来带着中央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去了中央苏区，找毛主席去了。按照张主席的话说，去苏联的时候他是满腹惆怅，因为这等于被流放了，而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他真是满怀豪情，有鱼入大海的感觉。其实他在鄂豫皖总共留了只有一年多时间，不到两年，但是直到他后来在边区政府当主席，他都最怀念在鄂豫皖的那段时间。
KMT和蒋委员长总共高了五次围剿，其中一二三五都是针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是针对鄂豫皖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反围剿除了第五次之外，其余的几次都是成功的，而蒋委员长方面当然就是失败的了。但是，事实上，客观地看，调集中央军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进行大规模围剿的两次其实蒋委员长都是赢的，第五次用碉堡战逼走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就逼走了鄂豫皖。33年初，处于包围之中的四方面军不得不向西越过京汉线，开始长征。先是进入汉中地区，图谋朝北发展，不成后又向南越过秦岭，进入四川，在川北建立了根据地。
后来最先到达陕北的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留守部队。之所以是徐同志，是因为他受伤了，跟陈毅同志当时被放在江西苏区留守一样。正规军都被带走了，战斗力稍微好一点的有机会也被改编为红军带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徐同志就带着这些留守人员转战在北方，后来也被迫离开河南，去追四方面军的主力，追到汉中的时候想越过秦岭与四方面军汇合，张主席也派了军队去接应，但是因为杨虎城的堵截，未能成功，只好向北渡过渭水，朝延绥方向发展，后来与陕北红军汇合了。
按照张主席的记述，其实当时肃反最积极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没有与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行动，而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吸引敌人。后来随徐海东同志一起转移恶时候战死了。该同志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苏联时因为支持斯大林的立场而受到米夫的支持，从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比气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们来，他的斗争精神更强些，如果他没有战死，而是与张主席一起行动，后来到了陕北，对王明的夺权行动当会有相当大的支持。后来徐海东到了陕北之后，掌着人多枪多，在陕北红军里大搞特搞肃反，并且将刘志丹等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关押起来，其实都是沈同志的遗风。
与沈同志相似的是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工人运动领袖出身，到六大的时候，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跟周恩来同志一起到苏区以后，他虽然名义上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其实实质上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中央苏区的肃反跟他关系也比较大。后来中央离开江西苏区时，陈毅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但根据CCP的原则，项英同志其实仍然是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央分局负责人。不过项英同志运气不错，在江南闪躲腾挪，居然支撑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于是成了新四军系统的最高领导人。新四军初期，叶挺与他关系搞不好，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别说是叶挺，就是他去陕北的时候，对当时已经成为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也不是很买账的。这个同志幸亏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不然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另一个与沈同志相似的同志是夏曦同志。夏同志也是28个半之一，也属于六大之后的新进，中央向各根据地分散时，他去了贺龙同志那里，也就是二军团，湘鄂西。现在我们一般能看到的肃反运动里搞得最猛烈的就是该地区，主要就是夏同志负责的。不过他的运气比沈同志还不如，还没等到被迫转移，他就已经牺牲掉了。
按照张主席的观点，苏维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胡闹，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在被第四次围剿逼出鄂豫皖苏区后，他认为主要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CCP的政治失败，即苏维埃运动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所以，在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他就认为必须对中央的苏维埃运动政策进行彻底清算。到达川北并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以后，张主席提出的入川纲领里就提出，要放弃苏维埃运动政策，建立西北人民政府作为CCP领导下的中国中下社会阶层的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说，张主席的意思其实是说，国民革命仍然没有完成，共产革命还无从谈起，应该继续进行各阶层的政治联盟共同奋斗的国民革命。这个想法与毛主席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在具体做法上说，就是苏维埃运动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而张主席则认为应该采用更温和的路线，即对大地主进行瓜分，而中小地主应该采联合态度。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张主席自己起草了纲领作为文件，并召集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开会讨论。在会上，张琴秋同志表示了强烈反对的意见。张同志也是很有意思的同志，她本人是沈泽民同志的老婆，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沈同志牺牲后，她就改嫁了陈昌浩同志。陈昌浩同志在西路军失败后去了苏联，她就又改嫁给了四方面军总医院的院长。革命同志尸骨未寒，就上赶着娶人家老婆，看来也不光是刘主席才会干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张琴秋同志不仅自己反对，而且联系了已经失势的曾中生同志，准备联合倒张（张主席），不料偷鸡不成反蚀米，事情没干成，反倒让曾同志丧了命。
本来张主席指望着四方面军的干部能够支持他的这个看法，没想到也未能获得支持。他只好转而冀望于与中央汇合后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一再提出，应该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党的政策问题，对六大以来的政策进行清算，并改订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政策。不过张主席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这个本来正确的意见却提出在了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他最不应该的是把毛主席当成中央的主要政治责任人。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与张主席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湘江战役失败后，李德的军事路线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容否认。但是，要改行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路线，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次政治交易。博古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钦定的政治路线，即使真的有问题，在共产国际没有表态前，CCP中央也不能贸然否定。《长征》里有一段讲遵义会议之前的，是周恩来去与毛主席商量，请毛主席出山重新负责军事，但代价是毛主席对政治路线不能坚持否定态度。所以，遵义会议达成的政治协议其实是，中央放弃之前的军事路线，并选择毛主席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西则必须答应不反对苏维埃运动路线。毛主席像张主席那样固执，认为长征时期党最大的政治路线就是军事路线，只要军事路线能改弦易辙，政治路线也可暂时存而不论。
按照这个交易的结果，毛主席成了军事负责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也成了整个中央红军的“护民官”。他不仅必须负责下一步的军事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也必须承担起保护其他人的责任。大敌当前，不是搞斗争搞分裂的时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张主席提出要清算党的政治路线时，毛主席既没有表示完全反对，也没有积极支持。客观地说，毛主席当时对张主席的看法其实是相当同情的，但是碍于他当时的身份，他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忙着斗争人家，既然人家已经让了步，就应该给人家面子，不伤害人家，所以不便表态。当然，还应该考虑到的是，毛主席虽然清楚这些，却不一定当时张主席与四方面军的状况，即毛主席不知道张主席亟需中央对他的肯定来弹压四方面军内部反对他的声音。
张主席需要从中央讨一支令箭来向他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证明，他是对的，否则他的政治威信便会受到损害。所以，站在张主席的立场来看，毛主席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支持要么明确反对，只要没有积极支持，那就会被张主席理解为反对。同时，张主席不知道毛主席与当时的中央达成的默契，他错误的以为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中央的态度，毛主席不表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就等于中央反对他的意见。他把一系列本不应该划等号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理解，都划上了等号，造成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误会，直至后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分裂。
张主席没有理解毛主席与中央之间的微妙关系，毛主席也没理解张主席为什么那么着急要中央表态，这是造成误会的主要原因。在张主席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与中央的关系其实仍然是长征中形成的关系的延续，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张主席不理解这一点，所以对毛主席的戒心太强，连毛主席主动找他和解的举动都理解成了对他的陷害和污蔑，实在是太小气了些。这大概也就是毛主席之所以成为毛主席而张主席最后只能跑去给蒋委员长搞情报的原因吧。
PS：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及各人下场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
还有“半个”是指徐以新，后改名为徐一新，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