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
关键词： 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 张国焘上卷讲的是张主席作为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战斗和生活情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私人著的党史。起自辛亥革命张主席尚在孩提之时，结于广州起义失败张主席含恨去了苏联。历史地看，这个阶段刚好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大革命”时代，维新派与革命派合作推翻了帝制，国共合作又发动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大革命年代的张主席虽然也屡奋屡挫，到底意气风发。下卷开篇是张主席在苏联的晦暗生活，结局是他逃离延安。从一个失败到下一个失败，如临如履，惨淡经营，最后仍逃不过他不希望的下场，时也命也。
上兴起把上卷看完，前天就在网上找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看了看。看的本意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国际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前途有莫大之影响，若老托能提供一点当时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情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当可使人对中国革命加深一层理解。用如今流行的话说，也算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历史了。
可惜，一看之下大为失望，对老托的好感度直线下降且不去说，就是以前一直至少保持敬意的所谓的老托的“理论水平高”也怀疑起来了。单以对当时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内部斗争、中国的各派势力斗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而言，老托去张主席之远，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张主席的记述涉及有关各方面，而且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条分缕析，对各主要人物的观点和在一时一事上表现都有记述和评论，而老托除了他攻击斯大林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至于一向为他的徒子徒孙们所吹嘘的文采之类，我也很不喜欢，寻章摘句的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写法之不入流实在网络辩论中也是处于中等水准。
当然，全文来看，老托延续了他一贯的文风，凡是错误的总是别人造成的，凡是正确的总是他最先提出来的。不过，在中国革命这个事情上，他要为自己洗刷，如果放在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俄国人看看，也就罢了，若是在中国这边看来，除了他的粉丝们，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最早的CCP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辩论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的理论依据就是，中国社会很早就已经实现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而是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混合体，KMT也不是什么国民革命联盟，而是彻头彻尾的资本阶级利益代表，所以不需要搞什么国民革命，应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革命阶段，建立苏维埃。而支持国共合作的人则认为，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国民革命是第一要务，KMT不是单纯的某一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而是包括工农在内的各进步阶级的革命联盟。按照这种观点，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CCP当然应该与KMT积极合作，先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同时在国民革命推进的过程中推动工农势力的发展，为下一步的共产主义革命打好基础。
后一种观点现在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反映到我们党党内以后，就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也就是老托和他的粉丝们一直极力批评的革命阶段论。托托们的观点似乎很彻底，不仅看透看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而且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确实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以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势而言，这种观点未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比如老托说，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成功以后，明知道蒋委员长是个反动派，却没有自己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反而拱手将上海的革命果实交给了蒋委员长。这话未免就太离谱了。首先，蒋委员长以前是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三二零事件等等，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当时一般中国人是否已经发现蒋委员长是个大反动派则是另一回事。张主席回忆说，陈独秀在四一二事件后跑到武汉时曾对他说过，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蒋委员长会搞突然袭击，全党上下不仅没有做丝毫的准备工作，就是连思想上的准备也是没有。其次，工人暴动虽然说赶走了当时的鲁军，但是鲁军的退出上海并不完全是革命工人的功劳。如果没有北伐军在浙江和江西的胜利，没有北伐军向上海进逼，鲁军当然不会轻易退出上海。即使一时实力不支暂时退却，也未见得就不会到苏鲁整顿后卷土重来。再次，如果工人拒绝蒋委员长进城，蒋委员长难道会很听话的离开？更何况，当时四一二没有发生，武汉的国共合作尚未破裂，CCP也未掌握任何军队，以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就说“你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
张主席更回忆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是一蟹不如一蟹，从维经斯基开始，马林不行，然后是鲍罗廷，然后是鲁易，然后是罗明那滋，一个不如一个。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甚以理论水平自傲，而鲍罗廷虽然与CCP无直接关系，却与斯大林关系不错，而且有国民政府顾问的身份，更易于对国民政府发生影响。每逢CCP开会，鲍罗廷就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理论辩论，搅得CCP当时该讨论的紧急问题都无法得到正常讨论和决议，要一直等到他们都吵得累了，大家才草草讨论一下做个决议了事。国共分裂后，鲍罗廷一看大事不妙，拍马便走，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陈独秀，共产国际又派来了罗明那滋。结果罗明那滋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支持者，要求CCP马上与KMT决裂，发动革命暴动，进入苏维埃运动，并决定进行南昌暴动。先前说陈独秀领导下的CCP太右，是机会主义，现在改了瞿秋白李立三，结果又弄出左倾冒险主义来了。
张主席被中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少数派领袖派到苏联去后，又发生了中山大学事件。拉迪克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米夫等斯大林派与之斗争，结果牺牲的都是中国人，一直闹得一部分在莫斯科的CCP党员径自脱党，干托派去了，还不肯罢休。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苏联对KMT进行报复，将大批在中山大学培训的KMT党员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力。其中就包括注明的王若飞同志，还有小蒋先生。那时候的小蒋先生还是蒋经国同志，经张主席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才算是免了皮肉之苦。后来张主席在香港落魄，生活没有着落，小蒋先生一听，立刻拨款救济。张主席过世后无钱安排葬事，又是小蒋先生解囊相助。
当然，罗明那滋同志也是聪明人，回国后一看风向不对，立刻在共产国际大会上转投斯大林门下去了。不过，在老托被以反革命罪驱逐出境之前，CCP党内也有不少他的理论的追随者，比如注明的任弼时同志。好在任弼时同志迷途知返，苏联清党之后，他也就转变立场了。不知道今天的托托们会比他们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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