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
正史的写法是这样的，有善无论大小，哪怕仅仅是一句在理的话，都一定会写上，但是对过恶则能不写尽量不写，万一影响很大，也大多含糊其辞。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正史上到了无善可书的地步，那就确实是大奸大恶了。
《宋史》是正史上第一个设《奸臣传》的，如果按桓温的说法，能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应该是感到非常荣幸的，“大丈夫处世，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不过正史到底是正史，还是要按时间顺序来，而不能按奸的程度大小来排顺序。要不然，能在这个光荣榜上坐稳第一的当然不是后世很少人知道的蔡确了，而肯定是蔡京。
《宋史》是元朝修的。元朝人学汉人学得有些过分，却把一些中庸的东西给忘了。所以《宋史》里的好人跟坏人往往显得很明显，好人就是高大全，坏人就是啥也不好。这样，蔡京在《宋史》里的形象就差得一塌糊涂，连他能在徽宗朝进京进入执政团队，也说成了是他钻营的结果。
按照《蔡京传》的说法，蔡京之所以能入朝做官，主要是靠他在杭州贿赂童贯。童贯当时刚好在杭州替徽宗搜罗名字画，蔡京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大家，就贿赂童贯，让他帮忙送了很多自己的作品给徽宗。后来徽宗就记住这个人了。然后就是蔡京在京城的支持者通过收买宦官和后妃，让他们早早都知道了蔡京的大名，每天在徽宗耳朵边吹风。
但是，按照《续资治通鉴》上的说法，可以完整地看到，蔡京的进身与当时的朝廷政治形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光是蔡京想入朝当大官，也因为当时的形势发展需要他介入。
从自身条件看，在入朝之前，蔡京已经具备了进入执政团队的所有资历方面的条件。他出使过辽国，到地方上典过郡，进过翰林，还做过一向被认为是侍从官的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而且，在这之前，他曾经赞成过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主政后，废除了免役法，又恢复了差役法。并且，司马光要求各地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任务。当时许多地方官都上奏说时间太紧迫，可能完不成，但是蔡京却很积极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这个时候他被认为是司马光一派的人，是反对新法的。这样，他在士林中的名望就很高。
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弟弟蔡卞，早就已经做了大官，而且一向声望不错。蔡卞先做的中书舍人，蔡京后做。按照规定，在朝廷上站班时应该是先后进身顺序来站，但蔡卞提出，他不能站在哥哥前面，要求让哥哥站在前面。朝廷觉得这个要求不坏，就同意了。后来，蔡卞又先进入执政团队，成为尚书右丞（就是以前的参知政事，神宗时根据王安石的意见改革官制，换了名称），就提拔自己的哥哥，让他当上了翰林学士兼侍读。这个位置离执政就很近了，他也以为自己可以顺利地进入枢密院。但是他很不幸，此时的宰相曾布觉得这个人比较危险，不同意他进入执政团队，于是又外放了他。
曾布的名声不是很好，既然是曾布不喜欢的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是曾布的敌人，那么就是曾布的敌人的朋友。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不久也进入了执政团队，与曾布发生了冲突。韩忠彦认为，可以将蔡京引进到执政团队来帮助自己对付曾布，这样，他就入了朝，又成了翰林学时承旨。
官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对于蔡京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来说，政见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自己能够进身，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第一次被司马光引入朝廷之后，因为被弹劾，又被外放。这时元祐时期已经结束，绍述神宗改制的一派正当权，年号也已改为绍圣，章惇是宰相，所以蔡京做出了第一次投机性的转向，也就是将自己对新法的意见由原来的反对，改为支持。不过这次转向说起来倒也算得上是彻底，他在当权后不仅完全恢复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新法，而且将这些做法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安石大概也想不到，他自己的政治遗嘱执行人，居然会是蔡京。而且，最后，蔡京还请求徽宗将王安石进封为王。在宋朝的制度下，皇子才能有一字王的待遇，很多皇子只能是郡王，封不上一字王。
但是之后不久，哲宗驾崩，徽宗登基，原来反对新法的诸如苏轼等人都被召回，政治风向又转向恢复旧法，蔡京这次没来得及转向，就已经被外贬到杭州居住。他对新法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暧昧起来。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斗争中，韩忠彦很快就失败了，刚进身的蔡京就被作为平衡曾布的人留在了执政团队里，代替韩忠彦，成为尚书右仆射。不久，曾布罢相，蔡京顺理成章地进身成为左仆射，也就是首辅宰相了。
徽宗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特征就是想象力很丰富。艺术家一旦不幸到了政治舞台上，那么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与前人不一样。到韩忠彦与曾布先后被罢相之后，徽宗已经能够完全控制朝廷大臣的进退了，当然不能再走老路了，不能按元祐党人规定的路线走下去了，需要搞点新动作。
奸臣分很多种，但也有共同特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善伺人主意”。也就是知道投皇帝所好，皇帝喜欢什么，他做什么。如果一个人能总是保证比别人先猜到皇帝想做什么，那么他就可以长享富贵了。蔡京是聪明人，知道靠自己这样无所作为，庸庸碌碌地下去，不搞点成绩出来，徽宗对他是不会完全信任的。要搞出来成绩，而且还能够笼络一帮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当然是首先恢复新法，以绍述神宗先志来号召人心。徽宗果然龙颜大悦，马上就开始着手恢复新法，并且按照蔡京说的，比王安石当权时期做得更彻底。
奸臣跟权臣有区别，很多情况下，奸臣跟权臣都是重合的，当奸臣的同时也是权臣，但有时也不一样，比如张居正是权臣，但却不见得就是奸臣。奸臣而不是权臣的就更多了，比如唐朝有名的卢杞，不爱钱，不好色，看起来象是清官好官，但其实却总是在鼓动德宗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蔡京属于奸臣和权臣重合的那种人。在宋朝的制度下，做宰相是比较危险的，随时都有因为被弹劾而被罢官的可能。但是，如果皇帝不拍板，那么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而要让徽宗这样的艺术家皇帝不拍板罢蔡京的官，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用别的事情吸引他的注意力，不管朝政，这样就可以什么事情都蔡京自己说了算了。所以，蔡京就开始撺掇徽宗享受太平，大造宫殿、园林，到处兴建道观。这时的北宋经过150多年的积累，人口接近一亿，确实也已经有资格享受了，所以徽宗就享受起来了。
要想长期把这个官做下去，不光要应付皇帝，在很注重名节的宋朝，还得对国家多少有些功劳才行。象王旦或寇准、范仲淹这样的人蔡京是做不来的，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捞名声的办法不止这一条，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拓边。王安石当年变法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变法的有效性，就是大肆在西北开边。现在蔡京当然也可以这么干，于是就派兵在西北开边拓地。这时的西夏经过北宋的长期封锁政策，早已虚弱不堪，所以童贯出兵后阻力并不大，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但是，宋朝跟别的朝代打仗不一样，宋朝的军队是用钱养的，仗都是用钱打的。打一天的仗就要花一天的钱，所以朝廷在打仗的时候必须得先算帐。如果说账算下来得不偿失，那么一般大臣就都反对贸然开边衅。蔡京在西部边疆打的仗就属于得不偿失的这种。当时李元昊已死，西夏内部大乱，根本不会威胁宋朝的边疆安全，完全没必要打仗。更严重的是，在打仗期间，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前线的将领冒领军费。西边的战事大大地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开支，加重了税收主要来源地区的负担。所以，西线的战事尚未结束，东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叛乱，也就是方腊起义。童贯从西线回来，加官进爵之后，又赶到东南平叛，朝廷的开支进一步增加。
不久之后，金国派遣使者与宋相约夹击辽国，贪功的蔡京再次答应出兵配合。宋军在北方战线上的作战并不成功，但是金国的势头很猛，很快边消灭了辽国。按照之前两国的约定，幽州以南的地区都归宋所有。但是因为宋军作战不利，金国认为宋已经没有能力与自己对抗，所以便背约，将整个河北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到辽东一带，将空城留给了宋。等到宋军占领幽州时，已是一片我人区，但是既然驻兵，就必须供养。朝廷在幽州的驻军达到了二十万之多，整个北方都因此疲敝。
西线，东南，北线全部经历了大规模战争之后，整个国家所有地方也就都已经到了财政崩溃的边缘。等到金军南下，各地相继发生叛乱，北宋也就崩溃了。而首肇其端的便是蔡京。所以，在金军南下之后，徽宗便罢斥了蔡京，放逐到西南去了。最后蔡京死在了被流放的路上。但是全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象蔡京这样的人，没有明正典刑，实在是太便宜他了。但是，这个时候即使将蔡京明诏诛死，宋朝的气也已经缓不过来了。两年之后，金军再次南下，二帝北狩，北宋正式灭亡。而这之前的北宋是处于极盛期的，能这样一触即溃，全靠了蔡京。金国后来没有为蔡京树碑立传，实在是吃水忘了挖井人，忘恩负义。
综观蔡京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政客，始终在根据自己的政治要求变更国家政策。政客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调整国家政策，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凡是政客，就都会这么做，但是为一己之利而牵动天下，动摇国本，就不是一般可恶了。蔡京把北宋折腾进了坟墓，后来的政客们其实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