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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次连在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9、10两期,刊载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西藏: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

萧武

近两年来,香港因为泛民闹腾着要“真普选”,当初说好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现在看起来摇摇欲坠,大有失败之势。

这自然很容易让人想起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初许诺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这并不是今人的发明。自古以来,中国都有这个传统,这当然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延续下来,在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和广西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其它省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区,也实行了这一制度。1950年代,毛泽东还曾提出,如果台湾愿意和平统一,将来也可以不改变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等于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1980年代,在关于香港、澳门主权回归的谈判中,这一构想被付诸实践。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一国两制”变成现实。

然而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以来的新疆的形势变化,似乎都让人怀疑,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不是搞错了?更何况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又搞成这样。

这方面,西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晚晴时期西藏在内外形势的变化之下,与中国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走向依赖英国的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结束。和平解放后,一开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达成国家统一,之后又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最终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被迫平叛,同时进行民主改革,从而在西藏各级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民主改革。

回望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今天在西藏、新疆、香港乃至台湾出现的分裂倾向也许会有所帮助。

清朝的西藏自治: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我们从清朝开始,先来看清朝的治藏政策的成败。

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主权的朝代,同时,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

笼统地说,这个观念当然没错。但仔细看,则未必。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个归顺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到康熙时期,由于准格尔入侵,西藏请求清朝出兵,清朝随即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而是维持了西藏当时已经存在的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随之更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不得已再次出兵西藏,平定了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但这时清朝鉴于藏王叛乱的评定费时费力,所以干脆在此之后废除了藏王体制,而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从而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多数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尤其是当我们了解了如今在香港和澳门的中联办所发挥的功能后,就应当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驻藏大臣在西藏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相当于中联办,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运转。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每次提高后不久,都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中央政府驻西藏联络处的角色上去。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实际上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区间摇摆。也因此,关于达赖究竟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达赖可以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对此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但西藏地方的达赖和噶厦一方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因此,在清朝还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毫无疑问,对清朝的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了北方来自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清朝对西藏的控制力的主要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小国原本是清朝的藩属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但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时,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与清朝中央政府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但西藏地方军队无论组织、指挥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与英军的差距太大。最终,虽然西藏地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粉碎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并没什么太大用处的战略指导——比如让西藏地方政府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即便如此,清朝中央政府也对文硕不满,随后撤换了他。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一边与英国交涉,一边希望英军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

最终,升泰终于与英军达成了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并不同意执行。于是,英国、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英国要求清朝中央政府执行协议,清朝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负责解决问题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到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如果说升泰还只是无能,无力挽救西藏于危亡之中,那么有泰则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但有泰没有考虑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与英军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吃了大亏,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政府的结果。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的出逃并不奇怪,在西藏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清朝中央政府又不肯加以援手的情况下,为了自保,选择出逃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英军侵犯,清朝不但不支援西藏,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名义上西藏这一百年里是由达赖掌握着政教大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由摄政掌权。

达赖掌握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多数既在西藏地方上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因此能同时得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支持。但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在达赖去世后,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通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但在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退位,让达赖亲政。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天晚上暴毙。关于第穆呼图克图的死因,一直是西藏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悬案,这且不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但负责西藏地方的日常政府运行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也有僧侣,但主要是贵族)。这就是说,噶厦与摄政之间往往多多少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和博弈关系,从而能够相互制衡,维持平衡,避免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无论事实上是否是达赖下令杀死的,在当时的西藏民间都造成了一个印象,达赖杀死了第穆呼图克图,从而成为西藏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也因此,有人反推出一个结论,迫使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实际上也反映出西藏贵族和僧侣等主要精英阶层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不满。

1904年,达赖出逃后,清朝中央政府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请求,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折子上到朝廷,朝廷大概是嫌吃了再吐面子上过不去,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虽然如前述,西藏在如有泰所愿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逻辑上有可能倒向英国,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因为达赖向朝廷上书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但达赖此时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因此他只能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清朝中央政府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清朝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西宁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又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

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和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因此,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在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西藏却坐视不救的事实后,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在1904年入侵后,英国确曾有过长期占领西藏的意图,但最终在俄国的强烈反对之下,放弃了这一计划。

而且,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进行了交流,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此外,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就意味着,达赖已经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就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因此,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国际外交。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后面还会谈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在张荫棠提出的改革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改革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虽然也引起了当地的一些震动,但最终仍然在有军事后盾的支持下,完成了这一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以支持赵尔丰在西藏进行改革。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西藏僧俗贵族将赵尔丰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也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没有派赵尔丰入藏。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却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从四川调新军入藏。而且,奉命入藏的川军并未达到张荫桓和联豫的要求,只有1500人。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很明显,它剩下的任务就只有一个了,对内弹压。也就是说,这1500人的川军入藏后,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这时候的川军入藏是算什么呢?当西藏在为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给过西藏一兵一卒,现在又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显然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最起码的一点是,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所进行的改革一样,那么清朝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西藏当时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西藏也将彻底成为清朝的一个普通的省级行政单位。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了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在赵尔丰率队掩护之下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达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迫使清廷放弃川军入藏的计划。同时,他还下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西藏上层对清廷不但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清朝中央政府所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而且,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都认为川军是想打死达赖,所以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也就是前不久才入侵了西藏的国家。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清朝从曾经最信赖的后盾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而英国则从原来最主要的敌人变成了他的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对清朝中央政府与英国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达赖逃亡印度是在1910年3月,这时的大清帝国也已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过了半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动了“革命”。当然,逃亡印度后住在大吉岭的达赖集团也没闲着,他们时刻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变化。

驻藏川军“革命”后,先是川军推翻了清朝派驻西藏的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川军内部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到来后,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方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于获取贷款,维持统治。而达赖又致电英国,希望英国能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

事后来看,当时北洋军阀内部还比较团结,南北问题尚未爆发,袁世凯政权也比较稳定,如果能够按照川滇联军的设想进军西藏,也许会是晚清一直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的历次努力中,离成功最近的一次。然而,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了。

民国成立后,达赖即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一方面,达赖第一次到印度,而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的主持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上之前在逃亡内地期间,曾到过北京,这些都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看到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进行的殖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达赖对此也耳闻目睹,十分反感。对中央政府,他的态度则完全改变,基本上失去了信任,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反抗中央政府压力时,英国是西藏最有可能、也有强大的后盾。

至此,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奉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试图适应,但总体来说力度不大,并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同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长期处在青藏高原上,几乎与外界隔绝,各方面发展水平极低,根本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也缺乏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没有积极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央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但大体上来说,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还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而到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极其不光彩,非但没有发挥宗藩关系下基本的保护作用,甚至干脆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而当西藏在抵抗英国侵略的过程中付出惨重代价后,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西藏的保护者。

回顾这个过程就可以发现,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够干预时,这种关系就更紧密,实际上可以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只是摆设而已,主权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当中央的实力衰弱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实力下降,而且限于交通条件,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已经进入主权国家的时代里,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当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仍然是有办法的。正如前文所述,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态度使西藏与内地的关系逐步恶化。当清帝国本身也崩溃了的时候,对西藏而言,也就是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清帝国晚期还要多,还要严重,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从而也就导致西藏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

西藏的双重现代化任务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最终占领了拉萨,达赖出逃,留下的西藏噶厦关于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印藏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西藏实际上就已经脱离了中国,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而已,和日本与中国达成关于朝鲜“独立”的协议几乎相同,但本质上的目的是由英国控制西藏,将西藏变成其殖民地。

实际上,这时英国已经认为,中国对西藏事务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因此如果要打开西藏,那么必须与西藏直接打交道。但从国际法上说,西藏仍然自认为是清朝的一部分,因此即使英国与西藏达成协定,也必须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画押认可,才能有国际法效力。时任驻藏大臣有泰虽然抱定只有西藏吃了亏才能听中央话的信念而来,但当他拿着印藏条约向中央请示时,清廷表示断然拒绝,并明确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无权与任何外国达成任何协定,必须由中央政府与英国重新谈判,重新签署协定。英国应允,谈判地点设在印度。

清廷派出的代表为唐绍仪,梁士诒与张荫棠为参赞。当他们与英国谈判代表会面后发现,英国想要的只是中央政府在之前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印藏条约上签字画押而已,根本没有重新谈判的意思。于是,谈判陷入僵局。不久后,唐绍仪奉调回朝,张荫棠则奉命留下继续与英方谈判。谈判毫无进展。但张荫棠在与英方接触期间发现,英国的真实意图在逐步吞并西藏,将西藏变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西藏的政治、社会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向提出了刷新藏政的建议。朝廷对此很重视。

1906年,谈判改到北京继续进行。唐绍仪仍为中方代表,张荫棠奉命回京参与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定。虽然最后并未能撤销非法的印藏条约,但最终也迫使英方承诺不吞并西藏、不干涉西藏内政等,为西藏和中国夺回了不少权益。由此,张荫棠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全国,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1907年,张荫棠奉命赴西藏查办事件,受到当地群众夹道焚香的欢迎。

入藏之前,张荫棠就向清廷提出任命贵胄总制全藏、派兵入藏、收回治权的治藏方略。在藏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查办驻藏大臣有泰等满、汉、藏族的贪污官员,将他们革职查办。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他首先制订《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草稿交由西藏头人、噶厦(西藏政府)官员以及寺庙喇嘛广泛讨论,按意见补充修订为《治藏刍议十九款》,上报外务部,建议对西藏的官制、办事机构、经济建设、教育文化、贸易等方面实行根本性的革新。

在《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一书中,作者吕昭义教授将张荫棠的改革措施归纳为六个方面,包括:

一、革除神权政治,收回治权。加封达赖、班禅,优给厚糈,使其专理宗教事务;裁撤驻藏大臣,另设西藏行部大臣,特简亲贵任之,达赖、班禅均归其节制,“以重事权而定主国名义”。行部大臣署内设财政、督练、交涉、学务、巡警、裁判、农工商、路矿、盐茶九局,优给噶伦等西藏文武官员月薪,在行部大臣节制下,办理九局事务。

二、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在西藏先举办小学堂(拟设小学堂数目前后不同,最后定为50所),普及教育,教授汉语文。数年之后再设中学堂,教授英印语文及各种科学。选择优等生到四川、南北洋高等学校学习。

三、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裁撤原驻藏汉军,另练新军6000驻防要隘;西藏地方每年筹款24万,训练藏兵3000;由汉族官员任教习及军官,驻守边防。

四、改善交通邮电,发展经济。修筑巴塘至拉萨,拉萨至江孜牛车道路;架设巴塘至拉萨及拉萨至江孜、阿里电报线;除封禁神山外,准汉藏人民集股开采矿产;利用西藏畜牧、药材资源,兴办加工业;准茶种入藏,教藏民种茶,降低茶价,抵制廉价印茶;度支部总银行在打箭炉、拉萨、江孜、印度加尔各答设立支店,经营西藏的俸饷汇兑,使中国钱币流通西藏,与西藏所铸铜元相辅而行。

五、讲求卫生,繁衍人口。乾隆年间,西藏有人口170万,至今只有100万,百年间减少70万。喇嘛教盛行,缺医少药,不讲卫生,导致生齿不繁。必须缓解喇嘛嫁娶的禁令,听民自便。当务之急为设卫生局及医院,派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入藏,赠施医药,设医学堂教藏族子弟西医之法。

六、改良风俗。张荫棠颁布的《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主要为儒家伦理道德,其中也有不少倡导文明进步,培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内容。1

很显然,这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这个改革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此前一直有名义上的主权而不掌握治权,因而主权无法落实,形同虚设。因此,张荫棠提出的简派亲贵大臣总制全藏的方案,实际上相当于内地的总督权限,要将达赖与班禅都置于管辖之下,逐步推动西藏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走向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在此基础上,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便可以从传统的宗藩关系,逐步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可谓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西藏内部的改革必须马上开始,而且必须是全面的。包括西藏内部的政治改革、发展文化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增加人口、发展经济等。这是西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

所以说,对西藏而言,这个改革是双重改革。这两个层面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关系。分开来看,是两个层面,但又是相互依托的。在所有的改革中,政治改革是前提,一方面要改变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现状,使西藏能够与内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得到内地的大力支持,派兵入藏,保卫边防,西藏才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从容地进行改革。

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政教分离,达赖不能继续充当西藏最高政教领袖,否则很难使西藏地方政府系统和全国一体化。二是西藏的边防应当和全国一体化,由中央政府派军队担任,而不能再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需要派一部分外省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也要在西藏当地招募兵员,进行训练。当然,从外省派军队入藏,也不可避免地抱持着万一西藏发生动荡可以以武力弹压的意图。三是由中央政府派任的亲贵总制全藏,包括达赖和班禅,都必须听其节制,从而使权力集中起来,以便于统一管理西藏事务。

当时,在清廷上也存在西藏建省的声音。尤其是在新疆建省成功之后,改土归流在大多数地方进展顺利,西藏建省自然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的必然路径。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后,这种改革更为紧迫。在此背景下,由于张荫棠的改革方案实质上旨在迅速建省,所以似乎显得有些“激进”。但以当时西藏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论,这其实是必然之路。这个过程必将到来,问题只在于由谁最终完成。不过,正是由于张荫棠的方案过于“激进”,因此清廷选择的方案是看起来不那么“激进”的联豫的方案,而最终联豫的方案非但未能阻止西藏问题的继续恶化,反而加速了恶化的步伐,导致达赖出逃印度,西藏与中央政府陷入完全对立的局面。

在经历了英国的两次入侵后,西藏上层精英也和张荫棠一样,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必须进行社会化改革。也就是说,无论清朝中央政府是否支持西藏改革,这个改革都势在必行。要么由清朝中央政府主导,要么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由于西藏当时各方面发展水平较低,不可能完全独立地进行改革,因此必须依赖外部支持。

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在当时主要是三方:清朝中央政府、俄国和英国。1907年,俄国与英国就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达成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瓜分协议,俄国承诺放弃争夺西藏控制权——英国当时一直有一个担心,如果俄国将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西藏就是俄国势力范围与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英国必须使西藏不被俄国控制,这也就是英国当时曾经流行一时的西藏缓冲带理论。因此,西藏剩下的选择只有清朝中央政府和英国。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改革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按照之前提到的张荫棠的方案,即由清朝完全主导,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希望的;一种是西藏地方政府能够与清朝达成妥协方案,由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但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进行改革。达赖出逃之后,驻藏大臣联豫曾按照前一种方案进行改革,但最后归于失败。按照吕昭义教授的分析,其失败原因在于,虽然方案与张荫棠相同,但在具体操作上,联豫与张荫棠的设想相去甚远。张荫棠的改革是以中央政府主导,但在具体操作上,则主要由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在取得西藏民众的支持后,发动当地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其目的固然在于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力,西藏民众也将会从改革中获益。而联豫的改革则简单粗暴得多,只是为了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而对藏族精英和民众采取完全不信任的对立态度。因此,西藏的现代化改革虽然在联豫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形势经过纷繁复杂的演变,这一改革路径就被堵死。对后一种方案来说,需要有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信任为前提,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双方刀兵相向,乃至西藏引入英国为奥援,自然不可能达成信任,改革便无从谈起。

那么西藏剩下的可能就是倒向英国。当然,倒向英国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依附于英国,像印度那样,变成英国殖民地;一种是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争取英国支持。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它需要的是一个不由中国控制,也不由俄国控制的“缓冲带”,而不是直接将西藏控制起来。按照英国与俄国在1907年达成的秘密协定,虽然俄国承诺不介入西藏,但英国也承诺不谋求直接控制西藏,以至于威胁到俄国在新疆的利益。因此,达赖于1911年返回西藏后,即在英国支持下着手准备对西藏进行现代化改革。

如前文所述,西藏的现代化包括两重任务:第一重是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决定西藏的现代化改革所应包括的内容。不过,达赖回国没多久,西藏就发生了与川滇两省的战争,西藏完全处于劣势。达赖出于无奈,只好向英国求援。英国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插手西藏。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同意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样,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本来是中国内政,英国却无理插手。第二重呢?

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与中央政府、英国三方代表参会,主要由西藏与中央政府代表谈判,英国则以表面中立的第三方面目参与“调停”。在会谈期间,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约定,如果英国能够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西藏“自治”,则西藏将承认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在会议上,虽然英国百般施压,中央政府代表只是草签了一个将西藏划为近藏与远藏,中央承认远藏“自治”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在发回到北京后,立刻引起国人强烈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并未承认这个协定。

之后,英国虽然想尽办法,希望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可,将西姆拉协议合法化,甚至不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但由于西姆拉会议之后不久,袁世凯的皇帝梦就在国人的一片痛骂声中破碎,袁世凯本人不久后也病逝,英国的目的未能达成。袁世凯之后,中国陷入长期战乱,历届北洋政府虽然昏乱,但始终未敢承认西姆拉协议。因此,西姆拉会议始终是一个非法协议,但英国仍然占领着藏南地区,之后虽然西藏地方政府多次谈判,仍未能讨还。就国际法意义来说,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始终是非法的。后来,英国撤退,印度独立,藏南问题也成为横亘在中印关系之间的一块巨石,至今未能解决。

在中国内地陷入长期战乱之后,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无力对西藏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也就无法完全收回西藏主权,因而使西藏在1911年到1951年入藏这段时间内,长期陷入实质性的独立状态。这样,达赖主导的西藏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就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近现代史上多见的那种“富国强兵”式的改革,整个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使自己的实力更加强大,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而非真正地提高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

达赖在西藏内部进行的改革内容与前面提到的张荫棠的改革计划相近,主要是建立尝试现代工商业,发展经济,设立学校,派贵族子弟出过留学,最主要的则是建立现代军警体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英国支持下进行的,建立工厂所需要的机器来自英国,留学生也主要派往英国,军队编组和训练由英国提供教官进行指导。最终,西藏建立起了一支一万人左右的军队,相比于之前的藏军,战斗力大幅提高。也因此,在之后与四川军阀的多次战争中,西藏都能够处于上风。

在改革的同时,西藏上层精英内部也通过分化重组,逐渐分裂为三种立场,分别是亲中国、亲英国和“自立派”。达赖则在这三种立场之间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不断变换其立场。但总体而言,达赖并不认为西藏能够完全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他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极为反感。因此,他对英国的态度始终是实用主义的,即利用英国帮助,在西藏进行改革和建设。对中央政府,则始终寄予较大希望,认为只要中国重新完成统一,西藏仍然要回到中国。所以,达赖不断派人和历届中央政府进行联系,先是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则是北洋政府。

但达赖主导的改革不希望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其改革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加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同时进行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即便如此,他的改革也在西藏上层精英内部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三大寺为代表的宗教集团,成为反对改革最主要的保守势力。而年轻一代的西藏精英,尤其是那些留学生和军队的中下级军官,都希望达赖的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从而使西藏变得更加强大。世俗贵族们则希望能够更多地依靠英国,制衡中国中央政府。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从改革开始不久就逐步发展,到192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导致了多次政治事变。在多重压力下,达赖不得不在192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妥协,乃至最终放弃改革。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由他主导的改革也完全结束。这之后,西藏社会的改革也基本陷入停滞。

十三世达赖去世时,中国内地尚在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内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更加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只能争回一些“面子”,而无法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治,更谈不上改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丧,交通运输线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修筑一条通过西藏的运输线,将援华物资运进中国。为此,国民政府还向西藏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对地理情况进行了勘察。但西藏地方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并且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因此最终此事并未付诸实施。

达赖去世后,出任摄政的热振活佛倾向于亲中央政府,并在达赖灵通转世的问题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但即使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并未进一步深化,其间还发生过达赖坐床、西藏设立外交局、驻藏办事处等纠纷,蒋介石一度陈兵西藏周边,试图派马步芳率军进入西藏,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及时妥协,也未成行。1940年,热振迫于西藏内部压力辞职,由他的师傅达扎活佛代替他担任摄政,达扎活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亲英,而与国民政府对峙。

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退,并将其在印度的整个政府机构都移交给了印度政府,其中,原来的英国驻藏办事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驻藏办事处。理论上来说,由于英国在二战期间受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出在南亚地区长达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西藏失去英国的强力支持,应当是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收回西藏主权与治权的最佳时机。但此时的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无心也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只能在一些外交场合尽可能地向国际社会声明,西藏主权属于中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英国从印度退出后,失去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感到形势危急。虽然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空间规模的国共内战,但毫无疑问这场内战一旦结束,无论谁取胜,中国都将重新统一,对西藏不可能不闻不问。因此,自英国撤退后,西藏就试图向美国寻求支持。但此时的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并不明朗,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霸权,美国对西藏的战略重要性显然不如英国理解的那样深刻。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英国干涉西藏内政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地与西藏直接接壤,西藏处在英国与俄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因此英国干预西藏内政的积极性较高,而美国则缺乏这种切身感受。而且,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坚决支持正在变为逐步放弃。因此,美国没有对西藏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西藏地方政府派往美国的所谓“商务考察团”也无功而返。

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内乱造成的帝国主义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藏原来的那种依靠英国的支持才维护下来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老一代世界霸权英国走了,新一代世界霸权美国还不完全清楚西藏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而最重要的则是,共产党要来西藏了。

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

经过三年多规模空前的内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了全面胜利,一个新的人民中国正在形成。对西藏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

即使从全世界范围内看,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也许都是前所未有过的。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形态,新中国是一个以建立消灭剥削现象为目标的国家。相对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领导下的革命也显得十分独特,因为它建立在充分动员群众参与的基础上,并且,在革命过程中,中共在几乎所有占领区都进行了前所未有过的社会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了剥削阶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更是西藏闻所未闻的。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发动起来,使他们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原来的精英政治随之也被打破。在进行土改和生产关系改造的同时,中国革命也将每一个人都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成为人民的一份子。中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宗教迷信,使人们相信,最有力量的并不是什么神佛菩萨,而是觉悟了的、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

而在当时的西藏,除了极少数的现代工商业,绝大多数地方都处在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下。农民和牧民为地主和牧主们干活,所得到的仅足已维持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他们所种的地和所牧放的牲畜,所有权都归属于奴隶主。政治上,仍然维持着由达赖为领袖的政教合一体制,达赖既是西藏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最高领袖。经济上,寺院和贵族一样,占有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料,他们除了念经打坐,从不从事任何劳动生产活动,喇嘛和贵族一同构成西藏主要的统治阶级,分享着西藏普通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文化上,极端落后,剥皮、挖眼之类的刑罚仍然所在多有,甚至连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贵族也无法避免这些残酷的刑罚。贵族、喇嘛和精英们锦衣玉食,生活奢靡,而广大普通劳动者阶层则一边干活供养着这些社会上层群体,一边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完全处于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压迫状态。无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如何,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推动了何种改革,对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劳动者而言,都是毫不相干的,他们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无论是晚晴时期张荫棠提出的改革方案,还是联豫实际推行的改革方案,或者是十三世达赖自己主导下的改革,都丝毫没有触动这种现状。

毫无疑问,无论从理念还是实践上说,这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伦理和政治前景。相对应的,则是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所服务的对象也完全相反。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共产党结束了清末以来国家大分裂的局面,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也势在必行。因此,这两种制度的较量不可避免。

1949年底,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进军西藏。起初,中央军委曾考虑从西北野战军抽调部队,经青海进入西藏。但由于各种困难,最终决定由第二野战军刘邓所部承担进军西藏任务。二野又指定又张国华任军长的18军执行这一任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派张经武经印度前往西藏,进行和平解放的谈判。

此时,西藏地方政府虽经多方努力,但仍未取得预想的国际支持,而他们对与中共打交道又毫无经验。因此,从广播里得到解放军已经开始向西藏进发的消息后,在究竟如何应对的问题上,摄政达扎活佛和噶厦内部都拿不定主意。民国以来,西藏与内地的边界线被逐步推进至金沙江一带,但此时噶厦认识到,要再继续像以前那样企图保守金沙江一线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决定将防线后退至昌都一线,立足于防守,再与新中国进行交涉。

为此,噶厦将藏军的三分之二,共计约七千多人抽调至昌都一线,组织防御战线。对西藏而言,这样的阵容在以往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阀作战中,可谓规模空前强大了,然而面对刚在解放战争中锤炼出来的百战之师解放军来说,则是不堪一击的。两军刚一接触,解放军从侧翼一个迂回,藏军就全线溃败。藏军除一千余人逃往拉萨外,其余全部或起义,或被俘。解放军乘胜追击进入昌都,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失败,也意味着西藏赖以与民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叫板的最主要资本完全丧失,只能处于被动局面。

昌都战役失利的消息传到拉萨,西藏地方上层人心大乱,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最后仓促决定达扎活佛挟尚未亲政的十四师达赖逃往印度。但在快要到达中印边界时,噶厦内部发生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接受中央提出的和谈条件,回到拉萨去。在内部分歧的压力下,达扎活佛同意放弃权力,由十四世达赖亲政。之后,西藏代表团与中央政府代表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按照十七条协议,西藏回到中国,达赖及班禅的的原有地位不予变更,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也不变更,寺庙所享有的特权和经济收入不予变更,但解放军要进驻西藏,并对西藏地方政府原有军队进行和平改编,在西藏成立军区,司令员与政委由中央统一任命。同时,“要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也就是说,禁止任何外国势力干预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承诺,将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人民生活。

为了最大程度地表示诚意,中央政府还同意在十七条协议的附件中规定,在协议达成后的一年内,达赖可“自由选择驻地”。也就是说,无论达赖选择逃往印度,还是留在中印边界观望,或者是回到拉萨,都可以自由选择,中央政府不做强制性规定。当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达赖和噶厦官员还在中印边界一带,究竟是否同意在十七条上签字,仍然没有统一意见。经过内部协商,最终同意签字,接受十七条协议,回到拉萨。

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就内容看,实质上等于“一国两制”。西藏回到统一的新中国,但是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不与内地进行同步改革,内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西藏仍然可以保留其原有的各项制度,主要的变化是,西藏政府失去了作为主要后盾的军队,边防完全由驻藏的解放军承担。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前,西藏军政委员会由西藏噶厦原有人员与奉命进藏的解放军及政工干部共同组成。1954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军政委员会撤销,但至少在名义上,达赖仍然是西藏的最高领导人。

这之后,西藏多次发生叛乱事件,但毛泽东多次在会见达赖和驻藏领导干部时表示,西藏现有制度不予变更,可以十年不变。后来,又延长了这一期限,可以根据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看,西藏究竟何时进行改革,从“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制”。

西藏在这个过渡期所采用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后实行的“一国两制”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与香港一样,此一时期的西藏不改变其原有一切制度,达赖和班禅的政治地位没有变更,西藏日常的各项事务仍然由噶厦处理,中央代表及西藏工委只提出建议,而不进行直接干预。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中央除了像在香港一样在西藏派驻代表和驻军,还派驻了工委,由工委领导在西藏的党务和群众工作。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在此期间,西藏工委不承担西藏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所以主要精力都用于群众工作。

众所周知,在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阻碍统一进程的往往是当地上层精英集团。因为统一后,就意味着受制于中央政府,原有的贵族和精英则将失去其特权地位。而对普通人民群众来说,在剥削制度存在的任何社会,无论独立还是统一,他们的生活都不会因此而变化。面对中央政府对这些区域进行管理方式调整,加强控制的时候,反抗最激烈的往往是上层,而不是普通群众。因此,进行管理方式调整的前提,往往是打倒其原有的贵族和精英集团,粉碎由他们控制普通群众的权力网络。

新疆在清朝就经历了这个过程。在征服准葛尔部之后,清朝对新疆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总体而言,对新疆原有各民族都采取了“民族高度自治”的政策。一面册封原准格尔、维吾尔及其它民族的部落头领为郡王、贝勒等,给以高官厚禄,以示恩宠,一面又将对普通人民的治理交给他们。也就是说,虽然名义上他们获得了比较高的爵位,但实际管理的人口数量并不大。对维吾尔族,清朝还采取了伯克制,即由大地主代替官府对治理当地人民。清朝朝廷除了在当地驻军之外,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十分有限。随着俄国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殖民掠夺政策的扩大,新疆作为边疆地区,也面临很大压力,但清朝并未调整其对新疆的治理政策,仍然维持着当地贵族和精英的特权。19世纪60年代,新疆爆发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的大起义,完全陷入混乱,俄国也乘机出兵,占领了伊犁、塔城等地。清朝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才派左宗棠率军经略西北,镇压陕甘回民大起义,并收复新疆。正是因为新疆发生了大规模战乱,其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而清朝军队又以二次征服的面目重新进入新疆,并在战争期间由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使新疆进入军管状态,新疆才具备了建省的条件。之后,经过讨论,朝廷才下决心在新疆建省,并最终在1884年正式建省,完成了对新疆行政管理方式的调整。即便如此,新疆也在部分地方保留了原来的郡王等贵族对其原属人民的管理权。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保留下来的贵族往往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迫使普通民众再次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1920年代,吐鲁番尚未进行改土归流改革,仍由原来清朝册封的当地郡王管理。由于当地贵族和上层精英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当地民众被迫请求新疆省政府对吐鲁番进行改土归流改革。但遗憾的是,在改革之后,由于新任的官员仍然鱼肉百姓,又迫使当地民众造反,要求重新回到原来的郡王管理之下。

在西藏,清朝始终未能调整管理方式,完成建省改革,除了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西藏没有发生类似1960年代新疆发生过的那种大规模战乱,原有的贵族和精英集团管理西藏人民的权利网络始终未被打破。达赖及噶厦反而能始终以西藏人民代表自居,坚持反对进行建省改革,并最终走上了几乎相当于脱离中国而独立的道路。即使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时,西藏代表团也仍然以西藏全体人民代表自居,在十七条协议达成后,又将协议交由三大寺等西藏权力集团进行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在最后公开发表的十七条协议中,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共识,要逐步对向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改革,以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改革要求,此前在张荫棠的改革方案中也曾提出过。也正是因为张荫棠的改革方案是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西藏各界民众对张荫棠十分拥护,而联豫所主持的改革最终归于失败,除了爆发了辛亥革命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改革更多的是为了加强他在西藏的权力,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和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也就无法得到西藏普通人民群众的支持,联豫在西藏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十七条协议中,改善民众生活再次被提出来了。相比于以往西藏与历届中央政府打交道时的姿态,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意味着,达赖及西藏当地的贵族和经营集团已经不再能够代表西藏人民利益,他们反而成了西藏人民利益的对手乃至敌人。正是因为他们的阻碍,西藏才不能及早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打破贵族和精英集团的特权,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政府也无法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而中央政府在这时候反而在为西藏人民争取更多的利益,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上,改革的阻力都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西藏的贵族和经营集团。

因此,虽然毛泽东和中央政府都承诺和平解放之后十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也不过多地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行政管理,但西藏工委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恰恰相反,随着解放军的进驻和各级干部进入基层,他们帮助西藏人民群众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包括贫协、妇联等。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主持修筑了川藏、青藏等公路,大大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使西藏人民能够更多地感受到全国各地在新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如同在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在各地所做的一样,西藏工委还在西藏各地大力发展普通农牧民入党,建立基层党组织,将最底层的西藏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先占领基层。同时,注意发现少数民族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培养他们。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虽然西藏在1950年代尚未进行大面积的民主改革,也未改变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制度,但西藏工委及其领导下的中共西藏各级地方组织都在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逐步将达赖及噶厦等西藏上层贵族和精英集团孤立起来,使他们成为极少数人。

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对西藏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过渡和缓冲期,对共产党来说,同样是一个为下一步的民主改革准备条件的时期。因此,毛泽东所说的西藏可以十年不变、二十年不变,就是以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发展情况、人民觉悟提高程度为条件的,并不完全取决于西藏上层的贵族和精英集团。按照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所得出的经验,只要基层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了,还有人民解放军保驾护航,中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上层即使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也会被推动着走向民主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的中国内地地区实际上就在这样做,人民群众从被赋予权利到行使这种权利,正是通过三大运动完成的。朝鲜战争证明了由觉醒了的人民组成的军队是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土地改革是将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成土地的主人,镇压反革命则是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对人民的敌人采取暴力措施,显示人民政府的人民立场。就此而言,西藏当时在静悄悄地进行的这些基层组织工作,其实与内地一样,都是已经在为民主改革准备条件,只等着条件成熟,瓜熟蒂落,将西藏交给人民。

直到1956年,中央政府还确定了“六年不改”的方针。毛泽东当时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缺注释

1955年开始,西藏上层一部分人就开始策划和煽动叛乱。当时,随同达赖前往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后返藏途中,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和十四世达赖的副经师赤江便在西康秘密策划武装叛乱。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西康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达赖身边的一些人积极参与了这些叛乱。之后,零星的叛乱开始在西藏各地出现,各地叛乱分子一面征收粮草,扩充武装,杀害藏汉工作人员,而且野蛮屠杀农牧民群众,抢劫寺庙,奸淫妇女。很显然,这些武装叛乱是受到了西藏基层变化的刺激。不过当时中央指示西藏驻军与工委,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坚决不打第一枪,并与噶厦沟通,希望噶厦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平息叛乱。但噶厦的判断是,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人数少,不足以镇压叛乱,因此他们有成功的希望。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全面撕毁十七条协议,公开组织叛乱。中央政府随即决定,命令西藏驻军坚决平息叛乱,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总方针,提出在平息叛乱中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1]

这就是说,在西藏上层发动叛乱后,十七条协议等于已被单方面撕毁,中央政府自然也就无须遵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安排。随后的两年里,西藏驻军按照中央指示,一边平息叛乱,搜捕叛乱分子,一边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

解放军在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得到了西藏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解放军所到之处,农牧民纷纷向解放军表示,欢迎他们前来,并表达了希望早日进行改革的愿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的数据称,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多的平叛过程中,随军支前的民工达1.58万人次,计43.9万多个工日;出动牲畜10.44万头(匹),计286.62万个工日。1

平叛的同时,解放军所到之处,按照中央和当地民众的愿望,普遍进行了土改。参与叛乱的贵族和农奴主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耕种的农奴或奴隶;没有参与叛乱的农奴主和贵族的土地则像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采用渐进措施,逐步改革。对西藏三大领主之一的寺庙,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他们的封建剥削和特权,坚持宪法进寺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剥夺了寺庙原有的领地和农奴,寺庙不再对普通劳动人民有特权。到1960年底,西藏全区各地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改革,没收或赎买农奴主所占有的耕地,分给无地的农奴和奴隶。

由于西藏上层直接发动了叛乱,就意味着原来的十七条协议已经完全被撕毁,因此,西藏原有的各级地方政权组织也被作废。原来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替西藏噶厦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翻身农奴成为西藏的主人。在平叛过程中,全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1959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西藏地方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规定区、乡级农民协会代行基层政权的职权。2

(注释1)

完成基层政权组织的更替后,从1961年开始,西藏全区各级地方组织开始按照宪法规定,举行基层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地方政府官员。到1965年,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1965年7月,自治区筹委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议案,又将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当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开幕,标志着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同时,中央也指示,从当年9月起,西藏工委改名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并任命张国华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周仁山等为书记处书记。各地区的分工委也相应的改组为地位。

至此,西藏的民主改革全部完成,西藏自治区的政治制度也实现了与内地的完全统一,从“一国两制”走向了“一国一制”,西藏的政权也从三大领主转移到了人民手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也最终被打破。从1951年和平解放算起,到1965年完成民主改革,前后共用了15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在统一问题上,仍然是先用武力解决了西藏赖以负隅顽抗的武装力量,才迫使西藏上层同意接受十七条协议,完成西藏统一。在民主改革的问题上,一开始也试图迁就西藏上层与宗教集团,和平地进行民主改革。但最后的事实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最大限度的忍耐和诚意并没有换来西藏上层和宗教集团的觉悟,反而把中央的忍耐当成软弱可欺,作出了错误判断,最后走上了武装叛乱的邪路。而中央政府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也是在武装叛乱发生后,在平叛的过程中,以武力作为后盾,扫荡和推翻了原有的贵族和精英集团的统治,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也就是说,最终解决问题仍然要靠强硬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

在本文结束之前还应该提到的是,最终使西藏完全进入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民主改革。可以说,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西藏的今天。西藏人民之所以欢迎共产党、解放军,就是因为他们希望翻身,希望民主改革,而西藏上层之所以反对,也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截然相反,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到来意味着他们将会失去一切特权和剥削利益。如果共产党、解放军从进入西藏开始,在初期“一国两制”那几年,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不闻不问,像之前的清朝驻藏军队及官僚一样,一心只和当地上层勾结在一起,我们很难设想西藏平叛能够如此顺利。这也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原因。所以,共产党和解放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意味着给了当地人民群众一个翻身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承诺,能否在此后的工作中与人民站在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直接决定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当地的前途。

2015-6-22初稿于上海

1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黄玉生、编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P367页。

1同上书,P370。

2同上书,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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