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主义

按照宋朝开国初期延续的唐朝的制度，科举主要是考诗赋和经义，加上策论，但基本以诗赋和经义为主。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制度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按照王安石的看法，以诗赋和经义进身的人都是没用的腐儒，应该是以策论为主。当时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所以就同意了废除诗赋科，以策论为主。

那时所谓的策论，题目基本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考试中的“论述题”，要求考生按照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对题目中的历史事件发表看法。当然，这里主要考察的不是考生的背书能力，而是思维能力和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是否符合儒家意识形态。按照传统的习惯，腐儒们不敢直言批评时政，主要都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论来影射的。所以，当时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由此发挥开来，牵扯到当时的时政上去。

比如苏轼主考的时候考的就是一个关于汉武帝的题目。因为当时神宗正在西北开边，战线很长，耗费比较高，成了财政负担，大臣们都很反对。所以，苏轼的政敌们就弹劾说，苏轼是在以神宗比附汉武帝，有指斥圣躬的嫌疑。后来苏轼被从翰林学士的位子上罢免，这个就是理由中的一条。

其实王安石的看法远比策论重要得多。按照他对周礼的理解，在古代，是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这个制度很不好，应该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所以必须在全国各地大办公费教育。后来康梁变法的时候也提过这个要求，而且付诸实行了。看起来好象是个发明创造，其实不是。比他们早了900年的王安石早就试验过了，效果并不好。

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政策并没有实行到底。因为在全国开办学校需要时间，而在学校开办起来之前，科举考试还是不能废除。而他没等到学校办成，就已经被政敌们攻击被迫下台了。后来，他的政治继承人蔡京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干了，废除了科举考试，在全国各地都兴办了公费学校。而且，按照蔡京的建议，官府不仅出钱让读书人读书，为了让他们不为衣食忧，专心读书，官府还给每个学校都分配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虽然蔡京在宰相的位置上四起四落——比小平同志还多一次，但他的这个政策一直没有废除，一直到北宋被金军的铁蹄塌灭，这个政策一直在延续。

神宗死后，新即位的哲宗还很小，由保守派的总后台向太后垂帘听政，一直被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寄以厚望的司马光成了宰相。在司马光的建议下，向太后和复辟了的保守派——元佑党人——逐步废除了王安石变法时采取的政策，恢复了祖宗旧制。但是在是否应该恢复诗赋科的问题上，向太后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时苏轼对向太后说了一句促使她下决心恢复诗赋科的话。

苏轼说，人才养育，关键在于社会风气，而不在于以什么标准来考察，祖宗制订的这个制度不仅没有造成人才短缺，反而总是有人才不断出现，以诗赋进身的人才们也没有怎么坏朝廷的事，倒是以经义见长的王安石、吕惠卿变乱祖制，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不幸的是，向太后恢复诗赋科后不久，她就死了，亲政的哲宗在大臣的鼓惑下又恢复了神宗时期的许多做法。到了徽宗时期，蔡京执政，干脆废除了科举，在全国开办免费学校。蔡京折腾了一通之后，不仅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来，反而出现了大量的幸进小人，比如有名的高俅、童贯等人。等到金军南下时，在河北和山西两大重要边防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象样的狙击就迅速包围了汴梁。用苏轼的逻辑来说，就是风气早都坏了，小人得志，君子们早都要么被发配出去了要么隐居起来了。在位的不会干活，会干活的不得位，不亡何待？

科举制当然是有它自己的合理性，否则它能延续1000多年吗？学校与科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科举制假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政治事业的，所以必须通过考试的方式把适合的人选拔出来。它是在所有人里面选拔能干、有用的人才，这是一个针对成品的考试，那些半成品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而学校则完全不同。学校是假定，人的天赋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人，都是可以教育出来的。学校不是在选拔人才，而是不管一个人的天资怎么样——要记住柏拉图的话，人天生来就是分五等的——就要培养成朝廷需要的政治家。这样的制度，难免会混进大量对政治完全没感觉只是混生活的半成品来。这样的人大量在位，无事则已，有事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分忧。

其实最大也最重要的学校不是官府开办的免费学校，而是良好的社会风气。只要一个社会的风气是好的，自然会培养大量的人才，朝廷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需要的选拔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