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陈永苗把他新作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给我看。很感谢他的信任。
修辞
作为一个策论，这个一万多字的长文直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的，策论需要直白，需要大白话。因为策论的预期读者是很明确的，不需要打太多掩护，不需要曲曲折折，不需要欲说还休，需要的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勇气。但是，对一个策论来说，光直白是不够的，尤其是当面对的都是被作者当成“自己人”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是不难明白的。更多的时候，最容易误解你的其实恰恰是那些被你视为“同志”而非敌人的那些人，被你当成“敌人”的那些人，却可能更加能充分地理解你的用意。同样的，更多的时候，而那些故意的误解和歪曲却最可能来自于“自己人”，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怎样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当你自以为很真诚地向“同志”敞开心扉的时候，你也给那些等待机会攻击你的人亮出了自己的命门所在。
真正危险的敌人不是那些在明处的人，而是那些藏在暗处等待机会下手的人。他们没有说话，不会给你任何预兆，他们最懂得什么叫韬光养晦，他们会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一击即中。因为，这种攻击行动在本质上就是一次赌博，是你死我活的，他们没有退路。越是强大的人，越是容易死在自己的同志手上。而且，你的血喂养大的孩子正是那些背叛了你的理想的人。想想今天的自由派与64一代的关系，想想邓与毛的关系，或者想想今天的你与张维迎，应该是能看出点什么来的。
权贵资本主义
张维迎不是策士，也不是知识分子。策士的兴趣是向有权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在书斋里打死老虎。这都不是张维迎的兴趣，他的兴趣用前几年很流行过一阵的话说，是给“民营企业家”们做所谓的“教父”。我的看法可能要更简单些，他只是一个枪手。
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这是有眼睛的人能看得见的。永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控诉我几乎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保留。权贵资本不仅窃取了49年以来全中国人的劳动果实，更窃取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果，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有改革的成果今天几乎都已经变成了权贵资本势力的特权。
但是，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权贵资本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对永苗来说，也许会比较习惯于用极权政治来描述49年到76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我能理解，但我愿意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说法，官僚机器。
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逻辑的结果，而不是意外现象。从1954年开始采取全套斯大林主义模式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走向今天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从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转化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逻辑过程。从一开始官僚机器压制工人农民的自由结社要求到1889年的事件，直到最近出现的种种情况，官僚机器的逻辑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手软过。如果你愿意接受，其实也包括文革期间官僚集团组织的种种对造反派的打压和文革结束之后的清算。你们愿意提到的林昭、张志新到西单民主墙，到1989年，再到今天，这里的逻辑都是始终贯穿如一的。
当然，对于官僚机器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不用我多说。
政法系
我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你对政法系有这么大的信心，竟然认为政法系是中国的未来所系，也许是维权运动中政法系的亮丽表现和出彩表演？
是的，启蒙死了，这个判断我同意，而且我以前就讲过。连带的，人文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们最后的挽歌，也是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告别仪式。那之后的人文系基本只有娱乐功能，没有政治和社会功能。你做过媒体，大概很清楚，名作家们的事迹，尤其是新生代的作家们的消息一般都是发在娱乐新闻里的。念念不忘启蒙的人文系除了打死老虎和画饼充饥，从来没有什么真本事。
财经系也死了。吴敬琏、张维迎是财经系的旗帜，他们的恶名远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财经系被习惯性地叫做经济学家，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中国从来没有过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合格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只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但是财经系成功地将它变成了一套符咒，试图用它来为中国包治百病。到今天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财经系已经完全倒向了权贵资本主义，成了枪手。
政法系会比人文系、财经系有更出色的表现吗？我认为不会。八十年代得势的人文系试过了文化，九十年代红火的财经系试过了市场，问题都没能解决，反而弄出了不少新问题。政法系手里的刀凭什么比人文系、财经系更锋利呢？文化没能解决的，市场解决不了，法律同样也解决不了。人文系、财经系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其它问题，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必须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所以，我赞成革命自由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革命自由主义与宪政爱国主义必须相互策应，任何一支单兵突进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象下象棋，孤军深入只是早些送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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