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注疏集”随想
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一直不错。这个周末本打算去趟杭州，终于还是没有去成，主要是懒的。昨天终于找了一个人陪我去外滩走了一会，算是好歹在家和公司的两点一线之间做个突破吧。中途文化研究论坛出了故障，幸亏有人帮忙处理，否则又得很扫兴地早早跑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顺便在福州路看了一会书。传闻说福州路上有不少卖打折书的地方，但我始终没有找到，每次总是很固定的去看几个地方，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城和来福士上面的季风书园。当然，我是很少在那里买书的，一般都只是随便翻一翻，看一看又有什么新书，算是了解一点动态吧。昨天在季风书园看中了三本，分别是《色诺芬的会饮》、《柏拉图的哲学》和《希腊哲学史》，后来终于还是只买了一本《色诺芬的会饮》就打道回府了。
《色诺芬的会饮》与上次买的《论僭政》都是刘小枫主编的“色诺芬注疏集”之下的，所以有一个刘小枫做的序。不过，奇怪的是，这套书也跟近来刘小枫的其他书一样，明明是自己一个人在编，却在主编的位置上也写了甘阳的名字——这事我琢磨了好一阵子，终于还是无果而终了，大概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是我自己疑神疑鬼了。
这次的编者序很明显是老刘的手笔，不过这次没有卖关子署甘阳的名。我在网上搜了，没找到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只有一个编者缘起，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很简短，跟书上的不一样。书上的编者序言相当有趣，值得说几句。不过，我只是在书店里大致看了一遍就走了，回家后也没再翻，可能有些地方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老刘以前在一个文章里讲过，色诺芬的遭遇向来不好，一直不被当成重要的哲学家。不惟国朝学界如此，就是西方学界，也一向如此，没人理会。我记得老刘还在这篇文章里抱怨说，直到最近新修订的国朝希腊哲学史权威们共同编修的《希腊哲学史》里，色诺芬还是一如既往地被忽略了。按老刘的说法，是一直到了施特劳斯，色诺芬的地位才大大改善，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换句话说，别人压根就没重视过色诺芬，就更谈不上去劳心费神去给他做什么注疏了——这本来就是很费工夫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因此，既然刘大师要在国朝学界继续干这种拾遗补缺的事情，引介色诺芬的著作注疏，且名之为“色诺芬注疏集”，就难怪只能引用施特劳斯派的成功了——预先列出的这套书的书目的预告作者，除了施特劳斯本人，就是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们。
一样的《春秋》，却有不同的传法。传的人不一样，立下的家法也就不一样。公羊传一路后来更是蔚为大观，别成一家了。一样的色诺芬，加入我们却只能接受施特劳斯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传注，究竟我们是在读施特劳斯，还是在读色诺芬，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按老刘在这个编者序言里的介绍，柏拉图作品近诗，色诺芬作品近史，这基本是定论。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才有人发现，色诺芬其实也不是那么规矩，也是夹带了很多私货的。所以，苏格拉底的形象在两个同门师兄弟的笔下相去甚远，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俨然一副圣人面孔，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除了健谈，也就是个市民罢了。至于哪个苏格拉底更接近事实，现在还很难说。
刚好前几天下载了蒋庆的《公羊学引论》，他在序言中一开始就发牢骚说，自从古文经学兴起以来，今文经学竟然几千年不振，到了清朝，才算是勉强振作起来，又碰上现代的疑古风潮兴起，弄得公羊学到现在弄得差不多成了野狐禅。蒋庆坚持说，公羊学是儒门正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是什么伪造的赝品，只不过不同于心性儒学罢了，是政治儒学。
到底今文经和古文经谁是正宗，谁是正经谁是伪经，这是笔糊涂官司，关键就看你信谁了。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拿哪个当真相，其实也是挺个人的事情。
不过，我猜测，对公羊学比较有兴趣的人大概会比较喜欢色诺芬的，有相见恨晚之感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