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汪丁丁的《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萧武
虽然生于1950年代的学者如今大多数人才过五十岁，但关于他们思想的未来命运，人们已经开始关心了。据有人说，这一代学者中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闻名遐迩的刘小枫，一个就是汪丁丁。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汪丁丁不应该被界定为一个经济学家，而应该视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也有人在私下里传言，称汪丁丁的学术野心是要做中国的哈耶克。不管这些预言能否在未来应验，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就是汪丁丁的学术影响是巨大的。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据说因为有汪丁丁出现，会场立刻就爆满，有些人干脆坐在地上听。比起北大学生点着蜡烛听刘小枫讲尼采来，虽然汪丁丁的学术著述迄今为止都表现为文集，显得琐碎，但是人们对汪丁丁的热情丝毫不逊于对刘小枫。
当然，本文不打算全面评述汪丁丁的学述，而是希望能从外围勾勒出汪丁丁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及他在这个语境中呈现出的特点，最后就《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这篇文章做一些讨论，因为在那场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这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文本。文中将会涉及启蒙、自由主义等当代思想语境中的关键词，以此与《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构成一种张力中的对话。但必须事先说明的是，因为汪丁丁的视野实在太过宽泛，我无法在此保证对话的有效性。
经济学的中国命运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经济学无疑是一门“拿来”的洋学问，虽然从民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人在零星地做经济学方面的引介与研究，但经济学在中国的真正发育期应该从1949年算起。因为从那时起，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当作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部分，在中国成为一个庞杂的学科。但是，因为中国当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转手而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教条主义。在经济学理论史方面，几乎完全听信了由斯大林“删订”的版本，因此中国经济学从它一诞生就是一个畸形儿，西方绵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与边际分析学派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被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过滤。在更多的情况下，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简单地认定为一门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学问，从而粗暴地摈弃了。但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大的框架下，马寅初、孙治方、薛暮桥、顾准等人的经济学思想开始开始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命题，如经济增长，企业理论等。1979年后，随着意识形态管制的逐渐放松，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命题也逐步“与世界接轨”，注意向中国引介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由于国家统制架构的变化，许多经济改革方面的理论支持也无法仅仅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因此，这时的西方经济学虽然还没有摆脱处于边缘的状态，却正是从这时起在中国开始大面积流传的。由于国家恢复了留学政策，到西方留学、访问的增多，也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全面、系统地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可能。生于1950年代的学者们此时大多尚处于学习阶段，因此恰恰是那些曾经身居高位或接近中央高层的经济学家们成了这时期的经济学主流。
整个1980年代，经济学理论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内，从而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计划到市场的逐步转变过程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层领导人从经济学研究中吸取灵感，经济学家们也常常需要从领导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那一时期最常见的文体中，我们总是能找到某位重要领导人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这些话保证了这些经济学论文能够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中繁衍生长。这一时期，第一批派到西方留学的人尚未回国，而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们则由于马克思主义训练，还无法全盘整体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1986年后，建国后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逐渐毕业，进入高级学术机构任教，西方经济学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才成为可能的事。19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快到高潮时，也快接近尾声了，在西方正流行的制度经济学也在国内的年轻学者中得到了众多的支持者。对这一代学者来说，文革留下的深刻烙印使他们怀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在接受新理论方面，更少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知识结构方面的阻碍。
1990年代初期，生于1950年代的学者陆续在国外取得学位，回到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级学术机构任职。同时，经历了1989年的挫败之后，1980年代喧嚣一时的以文化哲学为主的“新启蒙运动”已经完全结束，哲学、文学由热门学科变为冷门学科，为经济学准备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生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早期的一代正开始进入学术训练阶段。相比于长辈，年明显更少受到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文化、哲学一类学科在他们看来大多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经济学适时地成为最能吸引他们的学科。1992年，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姓资姓社”的争论被无掀起冻结，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中心已经完全转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市场经济也被以中央决议的方式肯定下来，经济发展成为全社会都关注的中心问题。经济改革成为全社会中心为经济学的全面勃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那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工作岗位都缺乏与市场化潮流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包括金融、工业、企业管理等个方面在内的经济学迅速窜升为“显学”。但同时，这时期的经济学突如其来的发展机会也对经济学本身产生了不良影响，即经济学的行为分析、社会分析、制度分析、法律分析等功能被切除了，经济学被几乎所有当时的中国人理解为一门只与“经济”有关的学科。“发展是硬道理”则被广泛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简化为经济增长。这样做虽然可以创造出一套便于传播的意识形态口号，但同时也为“政治改革缓行”提供了潜在的理论支持。
1992年到195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告诉增长的时期，也是经济学教育大面积进行扩张的时期。虽然我没有直接的准确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几年里每年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这些人中有不少人都成了经济学自由主义者，而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今天的经济学家。1995年以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了，但经济学教育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减缓，反而有所上升。大量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人被从现代教育机构中生产出来，并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使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几乎关于中国的一切命题最后都被通过各种方式归结为“不发达”、“现代化”、“经济增长”一类的问题。这不仅没有延续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时期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反而强化了已经经过调整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1980年代以前，生产力被抽象地转换为社会关系，从而突出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1990年代以后，通过经济学的流行与对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成功改造，使生产力被理解为近似于“生产的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此时的适时流行以简单明快的方式反映了这一概念体系转换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思维在中国大面积地泛滥开来了。虽然今天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人们或许认为那根本就不是经济学，但在当时人们的理解里，经济就是经济，连法治这样重大的命题也得通过与市场经济挂钩才取得合法性。在当时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影响下，市场了成一种几乎无所不能的东西，人们向政府的要求开放开放再开放，退出退出再退出，即政府尽快地从与经济相关的所有领域里退出，而让市场来决定一切。国有企业改革在这一思想背景中大规模地开始了，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及严重的社会腐败则都被人们加以经济学地理解为“社会转型期的必要代价”。改革开放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时被人们理解为，“只有一部分先富起来，其他人才能富起来”。延续了30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受到市场冲击后，迅速在经济学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了，这种观念几乎强大到连工人都愿意承认工厂将他们开除是一种“甩包袱”的过程的地步。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迅速地对原来的国有资产进行瓜分，怎样最有利地使资源配置有助于GDP的增长。当他们在今天重新发现了社会公正的意义时，他们只知道抱怨从一开始就缺乏规则，而没有想到，恰恰是那时经济学的广泛流行才导致了一个功利主义时代的到来，规则的制定恰恰是被他们忽略了的，而不是别人。
1999年，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在中国引起轰动。这样一本并没有多少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的书在中国陡然流行起来，或许更多的是需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但无疑它的出现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因为它所揭露的中国在激素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被严重忽略了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失业工人们的生存处境。它让人们看到，失业工人们并不象意识形态宣传中说的那样“懂大局”，面对最现实，也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丧失，他们所面对的什么样的绝望、什么样的无助。因为经济增长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个纯粹的数字游戏，而与生活无干了。此后，中国出现一批反思改革开放过程的学术作品，社会公正又成了中国社会中的重要议题，先前那种简单的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开始成为人们的反思和批判对象。
在这样的语境中，汪丁丁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的。与他之前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没有像他们那样摈弃价值判断，而是在各种地方试图寻求意义与价值，从而为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学带来了别一种风气。他所着意强调的知识、方法、哲学等，都是被先前的中国经济学主流所极大地忽略了的。在最近的一次学术对话中，他又明确提出，从一开始，他就认可罗尔斯的结论，即自由高于正义，正义高于效率，而效率恰恰是此前的经济学家们最愿意提及的。他还批评“主流经济学”无视社会公正的做法，从哲学出发，他重新肯定了社会公正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常让人觉得他不象是一个经济学家，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片面地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是把市场看作一个人与人交往的场所，从而没有成为流行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在经济学中所极力强调的行为分析、制度分析等都是比此前的经济学更不“庸俗”的“学问”，更像是一个“理论”。此外，他没有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从“经济人”假设开始思想，也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而是认为经济学只在一个有限的领域里才是有效的。
在流行的主流经济学中，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屠龙术”，要解释一切关于人类的事情，从人类起源假设到行为解释都可以放在经济学的模型框架中来解释。这些模型无一不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理性人。而这个“理性人”所拥有的理性几乎是无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一假设认为，每个正常的、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选择都是依据“经济理性”作出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行为之前都会有一番效用或利益的计算。汪丁丁否认了这种看法。他依据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人的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他把人类行为分为四种：有意识的理性行为、有意识的非理性行为、无意识的理性行为、无意识的非理性行为。而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只是“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这一部分，区域的经济学应对之保持沉默。这样，张狂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版图就大幅缩水了，对经济学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也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边界。比如对于宗教现象，经济学能否发挥解释功能？汪丁丁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教徒们所依据的“理性”根本就不是“经济理性”，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性。另外一些人虽然也试图用经济学的效用概念对此做出解释，然而总是牵强附会。其实，懂不懂哲学，才是这里的真正分野所在。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宗教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黑格尔说，“精神就是自由”，如果精神是受“经济理性”支配的，那还算是什么自由？
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
当然，受到“经济理性”制约的精神不能算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依据“经济理性”做出的选择都不是自由。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在他那里，精神是一种绝对的内在状态。到了马克思那里，自由与解放联系起来了，法兰克福学派更进一步的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线索。但是，这样的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简化为一套容易上口的顺口溜，诸如经验主义、市场经济、民选政府等，尤其是1990年代，自由主义几乎成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宗教，倘若谁敢于发出质疑的声音，立刻就会像卢梭改教一样，遭到一致的批评。在1990年代出版的《交锋》一书中，中国当代的主要思潮被简单地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立场，即支持改革开放的一派与不支持改革开放的一派。199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民族主义的声音出现了，但这立刻遭到了学术思想界的一致抨击，鼓吹民族主义的，《中国可以说不》成了1990年代中国文化史上最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感到痛心疾首的耻辱事件，而何新、王小东等民族主义鼓吹者则几乎成了学术思想界的公敌。
有人把1998年指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然而，这样的概括是不确切的。早在1990年代初期，在对王绍光、胡鞍钢等人提出“国家能力论”的批判和声讨中，一个自由主义启蒙群体的轮廓就隐然可见。此后，针对崔之元在大洋对岸提出的从文革中吸取合理做法的论调，中国自由主义者再一次发出了集体的声音。也许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轰动一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双方的营垒却并不分明。强调认为精神、批判市场化过程、坚持启蒙精神的学者中有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兄”的朱学勤，而鼓吹彻底市场化的原教旨市场主义者中有许多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在许纪霖的分析里，这是1990年代知识分子三次大分裂中的第二次，但这次讨论在今天看起来却不过只是一场堂·吉可德与风车的战斗，而且仅仅局限于一个影响十分有限的范围中，更像是知识分子们面对“文化中国”向“市场中国”转变过程中的不适症状。
远比知识分子能否适应急剧的社会变化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在1992年重新启动后，迅速进入了经济领域的核心地带：产权改革。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大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尚未完全取得存在合法性，只能以集体所有、中外合资等形式曲折存在。所以，如何“分家”在当时并没有来得及仔细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也始终阙如，而改革的主要方面则集中在分配制度上。按照当时已有的分配制度现实，国有企业管理者已经得到了大量利益，但在1980年代后期被称为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政企分开后，这些企业领导人的官僚意识逐渐被商人意识所取得，谋取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成为他们渴望的事。而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效率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公平只是被“兼顾”的对象。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为分配悬殊化做了合法性辩护。接着，从198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的企业股份化改造开始大规模进行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们只需利用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从银行拿到贷款，便可以获得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起先的股份分配中，国有股都占优势比例，然而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国有股逐渐收缩，而私有股开始膨胀。最后，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所谓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成了国家贱卖中小型企业的过程。为了追求利润，这些被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企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往往就是“减员增效”。如果说1990年代初期的“减员增效”还可以通过为下岗工人们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取得合法性的话，那么私有化以后的“减员”所产生的效益就完全与工人们无关了。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经济学语境中居然是“合理合法”的。这正是后来的人们所强烈批评的“权贵私有化”过程，但当时的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们陷入了一种集体的“增长崇拜”之中而不能自拔。为了GDP的增长，所有的代价都被简单地归为“转型期代价”。在这一过程里，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化，间或也有相互勾结、支持，而经济学自由主义却一面义正词严地批评政治腐败，一面又理直气壮地为“私有化”过程辩护，仿佛只要是资本，就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似的。
如果说我们愿意把官方政策与所谓民间的学术讨论看成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关系，那就应当承认，中国的经济学自由主义在这一过程里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它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权贵私有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对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进行的“按权分配”仍然在大张旗鼓的进行，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们却已经掉转头来讨论“权贵私有化”是否合理的问题了。部分经济学家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私有化过程是极其不公正的。他湖了了中下层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加剧了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从而埋下了贫富对立的定时炸弹。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认为，即使承认了“原罪”，也应当通过一个“零点方案”对私有化的得益者们进行集体赦免。
经济学自由主义应否为此承担责任？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汪丁丁所说的；经济学来自西方，而西方原本就少见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但问题仍然不能被这样轻松的一笔勾销掉。前文已经说明，199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虽然诺斯认为，只有当政治规则确立之后，才有经济游戏。但制度经济学的繁复论证过程被如下的简单表达所取代了：1.在市场经济中，效率必须被放在第一位；2.产权越清晰，交易成本就越低，效率也就越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因为产权不够清晰。顺着这个逻辑推论，结论几乎是再简单不过的的，即国有企业必须被私有化。至于怎样私有化，中国是否具备“分家”的条件——政治规则——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自由主义才认为“腐败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所必须接受的润滑剂”，也才有“腐败有利论”。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这一结论在当时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而不是如汪丁丁所说的那样“未必真的以为”。汪丁丁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是那种“未必真的以为”的经济学家，而这并不能否定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参与了权力寻租过程这一历史事实。
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当然不止于此，而是整个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全面变质。经济学自由主义国家主导的私有化改革过程提供理论解释的同时，国家也利用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泛滥而成功遏止政治改革的吁求。按照当时的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简单逻辑，对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造完成之后，民主、法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并且是由上及下的变革。这一点通过1990年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市民社会讨论——而得到曲折表达。
经济学自由主义不加分析接受了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观念，即使汪丁丁，也同样认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西方势力影响之下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工业技术和知识的过程，其次深化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制度和生活之道的过程，最后，这一过程总是表现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亚洲价值与本土价值等方面的冲突。”在这种被预先设定好了的前提里，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被看成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过程。而在经济学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先经历了城市化，中国的公共空间才会发育起来，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参与的过程。在另一著名人物的表达中，中国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阻碍，破除他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是中国政治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经济学自由主义看来，这一切只有当“经济发展起来了”的时候才有可能。1990年代前期兴起的乡镇企业为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提供了第一波动力，而1990年代后期大量私营企业的兴起则让经济学自由主义找到了一条通往政治问题讨论的秘密通道，即私营企业家参政。而在早期的自由主义表述中，人们常常提到的那句著名的古老格言“无恒产者无恒心”，邮市也被表述为“法律应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在2002年以来的中国媒体上，我们见到的“民营企业家”们所讲述的已不再是土里土气的“财富故事”了，而是他们在各种场合谈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中国前途，仿佛转瞬之间这些暴发户们就从小学文化程度变成了“知识分子企业家”了。最让“进步媒体”们感到兴奋的也往往是某民营企业家担任了什么样的重要政治职务，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参与意识。历史悠久的提倡平民参与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居然变成了“有产者的自由主义”，这究竟是历史的误会，还是上帝与中国人开的一个玩笑？
1997年以后，随着知识界左右分歧的出现，左翼学者开始了对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一部分明智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与主流经济学保持距离。但是，对经济学自由主义在中国1990年代的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它又是如何参与了不工整的经济改革的过程，如何参与建构改革开放的潜在意识形态理论，怎样从为“权贵”辩护向激烈地批评者转变……这些问题迟至今天始终没有得到清算，也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应当部分地承担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发展不平衡能够现实问题负责。而那些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们所树立的“非主流经济学”究竟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有效的，能对纠正普通中国人的社会观念起到作用，这些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虽然汪丁丁是可贵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建立，但是，人们不应当指望他能够成为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与清算者。随着汪丁丁的学术影响与日俱增，崇拜者与追随者日益众多，“无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现状开始发生变化了，“有人文意识的经济学”正在逐渐兴起，但这一过程有可能是极其漫长的。
哈耶克的中国之旅
作为影响甚广的经济学家，汪丁丁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他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只有每年大量出现的各种文章汇集而成的文集，既包括他为报刊杂志撰写的评论、随笔，也包括艰涩的学术论文。唯一称得上专著的也许是他的讲义，而在我个人的印象里，《制度分析基础》是他的作品中最有资格称为专著的作品。对于这一点，他曾在不同的地方做过见识，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是值得注意的，即从去年开始，他在自己出版的文集的个人简介中，不再开列那个长长的书目单了，而是代之以长篇论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这篇长文分三次发表在1990年代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丛刊《公共论丛》上，同时，他也参与了这个丛刊的编辑。遗憾的是，他对哈耶克思想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太多回应。然而，他把这一作品视为自己的代表性作品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敝帚自珍，而是与广为流传的一则消息有关；汪丁丁有意做中国的哈耶克。无论这则传言的真实性有多大，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汪丁丁越来越愿意强调自己与哈耶克的联系了。
在中国，汪丁丁当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研究哈耶克的人。但是哈耶克在中国，主要是以社会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的，而不是经济学家，他头上那顶诺贝尔经济学奖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很值得重新考量的。在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研究方面，邓正来也许是用力最勤的一个，他不仅翻译了哈耶克最终的几部著作，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翻译方面，冯克利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一位学者。哈耶克在中国能够红极一时，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就是这两位。
有一点值得在此特别加以强调，即邓正来与冯克利所翻译、研究的哈耶克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社会理论家，他们切入哈耶克思想的方式也不是从经济学开始的。当然，这也不应怪罪中国学者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不够重视，而是因为，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主要精力就不是放在经济学领域的，而是社会理论方面。影响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哈耶克作品也大多不是经济学作品，而是社会理论作品。尤其让中国人感到亲切的是哈耶克至死不改的与社会主义论战的激情。甚至在晚年还想组织一场自由主义思想家与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大会战式的辩论。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对199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也在很大意义上改写了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发展线路认识。
虽然自由主义一直是若存若无的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并被系统化地加以研究、传播则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直到1990年代初，自由主义仍然被朦胧地表达为“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市场经济在当时的潜意识里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分歧不在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而在于人们对于市场对中国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判断上的不同。但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在当时得到广泛的讨论，而是被简单地无限期搁置起来了，以致直到今天市场既是最英明的选择也是最糟糕的选择。在左派们看来，正是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大量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而在右派眼里，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理所当然地应当归功于市场，而仍然存在或新出现的问题则是因为市场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根本原则。因此，左派与右派的争论在许多时候都被简单化为“要不要市场、要不要改革”的争论。事实上，如果仔细检省1990年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左右之争正是当年被搁置起来了的争论的死灰复燃，只不过它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一当时复杂了而已，双方所利用的资源也更加复杂了。
在这样的背景中，哈耶克这个在1980年代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的思想家在1990年代能够迅速地窜红并成为知识界偶像就不是一件特别难于理解的事了。哈耶克于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无论他个人，还是中国知识界，更看重的都不是他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他从经济学出发推演出来的社会理论。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在不遗余力地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论，为资本主义辩护，也批判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如果细加追究，可以发现，哈耶克走红的年代正是二战结束后冷战刚开始的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模式在1970年代初期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的时候。保守主义在当时的发言人撒切尔夫人就公开地称许哈耶克，而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浪潮也恰恰是在这时开始的。所以，在西方世界，哈耶克似乎一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除了少数经济学家之外，主流的学术界从未将他当作一个重要的20世纪思想家对待。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现象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所批判的问题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大量存在的。那么相反地，在中国的1990年代，哈耶克思想就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19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冷战随之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都进入一个历史性的低潮阶段，中国并没有自外于这一世界背景，中国做出的反应是冻结政治改革，同时却采取了比1980年代更加激烈的措施推进经济改革。随着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说教之间的逐渐脱节，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中国唯一的真问题”，这时能够借以对抗强大意识形态宣教的只有哈耶克的思想，他以最简单明快的方式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能，又甚至从哲学开始推导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天然合理的理论。同时，哈耶克近乎保守主义的方式完全取消了任何有可能导向保守主义思潮的思想家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柏克这个有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却成了自由主义的。
哈耶克在中国的流行使中国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把启蒙以来的主要思想线索分为“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而无视英国与美国思想史的极大不同，也对英国现代历史做了一相情愿的剪裁。从经验主义出发，这种自由主义越来越倾向于保守主义，几乎任何革命在这种自由主义看来都是一种罪无可赦的恶。但奇怪的却是，哈耶克对传统的强调并没有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中国的传统保留多少敬意，相反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延续了启蒙主义的基本概念体系与思想方式，对中国传统作出了激烈的批判，最激烈的看法认为，必须中断中国的文化传统才有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性”。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汪丁丁对哈耶克的理解就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反复地强调，哈耶克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对哈耶克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是不能被忽略的。他同时强调了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的结尾，汪丁丁强调，即使启蒙死了，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也仍然活着，而且，这是这篇文章的三个结论之一。与中国学界流行的对哈耶克的简单的归纳不同，汪丁丁把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专门讨论哈耶克思想的文章《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中，汪丁丁提出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哲学问题，用以消解正在扩散中的《正义论》所引发的关于平等的讨论。
作为一个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同时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确实是复杂的。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引起人们兴趣的远不是汪丁丁所强调的那些，而是他对国家干预的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激情，对集体主义根深蒂固的不相信和对计划经济决不宽恕的态度。即使汪丁丁在极大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哈耶克的理解，人们所乐于提及的也仍然是所谓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因为这才是最能触及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正是在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一近乎原教旨市场自由主义的立场才让中国的人们认为哈耶克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自由主义就是从“反专制”开始的，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涉，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下，经济学自由主义所一再强调的市场的不受干涉性才成为最具代表性自由主义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但是，即使我们真心诚意地承认，社会主义确实有着哈耶克所指责的“知名的自负”，我们也必须反问一句：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秩序”能在中国适用吗？套用秦晖的逻辑，中国目前最为重要的问题不是讨论要不要分家，而是如何分家。也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分家”的过程中做到尽可能的公平，为“市场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那些在正式分家之前盗窃公共财产的人已经在改革开放中捞到了第一桶金并且生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够忘记公共权力对原始资本积累的可能的制约作用？尽管这只是“可能的”，可它总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哲学”更靠得住，更让人放心些。
启蒙与启蒙主义
在做了前面虽然已经十分冗长但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勾勒之后，现在才能开始讨论汪丁丁的文章《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这当然不是有意模仿汪丁丁的原文，而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重新审查与评价“汪晖对中国中国问题的叙说”，也才能开始进入《启蒙死了，启蒙万岁》的讨论。
1997年发表的汪晖的长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汪晖个人而言，也许只是一篇并不重要的思想札记，但它的发表却是199哦年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件。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也仍然处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对峙语境之中，而这篇文章是这场讨论的开始。正是围绕着对它进行的讨论形成了中国知识界在1990年代的第三次分裂。在这篇文章中，汪晖断言：“80年代的启蒙思潮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过巨大的解放力量，他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支配中国知识界的主要要思想倾向。但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了和诊断中国问题的能力。”
换句话说，在汪晖看来，启蒙主义在新的现实境遇中正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境。平心而论，这只是对现实的一个判断，而不是诅咒。毕竟，包括汪晖本人以及后来成为新左派标志性人物的韩毓海、旷新年等人都亲自经历了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的思想乳汁滋养了他们的成长。但是，在另外的人们看来，这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理论分歧，甚至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汪晖做出的这样的判断的基础在于：“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1990年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国家及其能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来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相当于一个法律案件的判决，而判决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一是法律体系，另一个是事实认定。知识分子批判现实所以来的理论资源相当于法律体系，而事实认定则相当于社会现实的判断。我倾向于认为，在争论刚开始时，争论双方的理论资源是大致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亲历者，都或多或少地受了那个年代的影响。因此，问题便成了对现实的判断的分歧。正是这一分歧导致了双方的理论旨趣的日益分殊，争论也随之扩大，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是，我得非常遗憾的说，通读《启蒙死了，启蒙万岁》全文，我没有找到汪丁丁对汪晖这些对现实的判断的正面回应。首先，汪丁丁没有面对汪晖对启蒙的指控：“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最近的一组关于1980年代的反思的对谈中，韩毓海、旷新年等更为年轻的学者再次强调了汪晖的一个判断，即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部分歧，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1990年代知识界的几次分裂不是新出现的情况，而是启蒙思想本身合理的延续。而且，汪晖的另一重要判断——新启蒙思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直至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如果历史地观察1990年代，应当承认，持守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们所吁求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等重大议题都得到了改革领导者的正面回应，并取得初步成绩。只是当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的呼吁总是会被官方巧妙地加以利用时才重新回到政治改革时，启蒙思想的批判意义才重新浮现出来。但是，同样应该看到，今天的启蒙思想者们所赖以展开批判的知识理论似乎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八十年代去了，汪晖所说的情况依然存在；中国的新启蒙主义直接地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摄取思想的灵感，它把对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并且，随着19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在思想哪个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启蒙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简单化倾向，他们没有认真、仔细的分析资本、政治、知识精英与社会新贵、市场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把问题的结论指向一个早早预设好了的目标；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也基本上没有超出1980年代的前辈们。汪丁丁在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处理这些问题，没有分析启蒙复杂的生存形态及它在不同时期的微妙转换，也没有对启蒙在当下的状况做出评估。而这些恰恰是构成汪晖的结论的主要依据。
其次，在汪晖看来，启蒙主义之所以已经丧失活力的原因在于：“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在汪晖及其同道者们看来，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如果说1980年代计划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话，那么，1990年代则是一个已经高度市场化、庸俗化了的社会，国家的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样的情景中，固守1980年代启蒙叙事立场的知识分子们仍然使用着1980年代的批判武器，这就无异于刻舟求剑了。汪晖强调，1980年代的启蒙思想者在对社会主义实践及中国现实进行批判时，为了获得历史合法性，曾一相情愿地把自己想象为相当于与反对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欧洲资产阶级相类似的角色。但是，资本运动范围的逐渐扩大已经在1990年代为它造就了自己的发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直到最近，仍然有持守启蒙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把自己想象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热情地鼓吹“私产入宪”、“民营企业家参政”等。但中国的资产阶级们远比他们更会利用机会，他们没有理会知识分子们一相情愿的呼吁，也没有与知识分子结盟，而是利用现有体制运作的“潜规则”获取他们所渴望的合法性。同时，官方意识形态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中国资产阶级取得的政治利益正在扩大，资本的活动范围也在有计划地被放松。资本、市场、国家、政治、权力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1980年代被批判的那个统一的国家整体已逐渐被细分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但是，汪晖又强调，他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们1980年代的批判目标在1990年代已经不存在了，而是情况更加复杂了。启蒙知识分子们没有处理这些重大议题就匆忙地将矛头指向了一个抽象的名词——专制。
同样地，我在汪丁丁那里没有看见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正面回应。他只是说：“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的制度。对市场这一制度的政府限制或私人垄断当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西方社会。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政府限制或私人垄断得以最终恶少了市场发展的那个度在哪里。”按照我的理解，汪丁丁似乎与所有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中国社会仍然不是一个汪晖所指认的高度市场化了的社会，至少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市场社会，国家干预扼杀了市场的扩展可能性。但是，众所周知，1990年代中国在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方面做出的改革是很多的，甚至连西方一些人也愿意承认，中国所作到的超过了它所承诺的。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这样说当然不是试图为“专制”辩护或开拓罪责，而是因为，在我看来，汪晖判定已死的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运动，而汪丁丁为之极力辩护的乃是普遍意义上的启蒙。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启蒙与启蒙运动、字盟主仪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内在联系，但却必须区分开作为精神的启蒙与作为运动、作为主义的启蒙。汪晖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涉及的是启蒙运动，而汪丁丁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中所讨论的却是启蒙。是的，我们即使愿意承认，汪丁丁所论证的启蒙精神的三个主要结论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承认这些观念从一诞生开始就已获得了永生，但是，这是否足以推翻汪晖对新启蒙运动的判断？汪丁丁的文章副题为“评汪晖对中国问题的叙说”，但从我的阅读印象来说，我认为汪丁丁的批判所针对的最主要的仍然是《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而汪晖讨论中国启蒙思想的主要观点却集中在他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中，但这些并没有进入汪丁丁批评的范围。
事实上，我个人一直倾向于人，《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是汪丁丁的文章中最具思想史价值的一篇，无论是逻辑上自洽，还是结构上的严禁，都是值得推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承认我在前面已说过的汪晖与汪丁丁的文章各自所关切的问题的不同，那么我觉得汪丁丁文章所讨论的“启蒙”因为回避了它在中国所经历的衍变过程以及当下所面临的处境，因而无法被适用到中国语境中关于启蒙的讨论中来。毕竟，启蒙运动在它发源的地方，所面对和反抗的是来自中世纪的专制，而中国的启蒙思想者们所面临的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现代性的后果。把当代中国的问题归之于中世纪的遗留，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未尝不可，但如果作为严肃的思想讨论则未免太过简单。
对启蒙进行攻击，似乎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中最时髦的做法，从尼采到德里达，我们都能看见他们对启蒙的概念、思维方式所作的批判和解构。但是在中国，启蒙却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志士们到当代活跃的中青年启蒙思想者们没有比较启蒙在中国与西方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就匆忙地拿起了“民主”、“科学”的武器，冲向了现实。汪丁丁说：“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假如西方文化正在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那么启蒙也包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而事实上，西方文化不是“假如”而是“已经”并且还在继续融入我们的传统，已经切实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而且，对“民主”、“科学”的过高期许本身也已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传统。面对此情此景，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们是持守这个传统呢，还是反戈一击？
批判这个来自德文的概念在中国成了启蒙传统本身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但却被极大地误解了，被误会为简单的反对。然而，它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在认真分析、尽可能准确地理解的基础上的反对。中国的启蒙主义本身就因为“救国”心切而没有来得及认真研究传统，所以常常沦为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在新启蒙主义中，“反传统”这一传统本身却被几乎全部继承下来了。形形色色的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论调直至今天还有人不时地提起。启蒙主义者对现代性的自信使他们相信，传统的就是旧的，就是不好的，应该反对的、消灭的。而在西方文化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的今天，我们发现，这种自信才是所谓的“知名的自负”。仅仅一语言为例，当普通话被作为国家文教体制的一部分加以推广之后，原来丰富多彩的方言在今天的生存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语言本身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创造可能性都在逐渐消泯，以致到处都是代办、生硬的普通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并不发达的北京方言才变得如此流行，甚至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间，人们以能撇几句北京腔而感到自豪。也正是因此，近年来正在扩大的方言写作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面对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单调的生活，传统真的不是一个“次优选择”吗？那种“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传统支持下的启蒙是不是造就该死了呢？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
汪丁丁说：“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历史使命来思考，这是汪晖在不少文章里都提到过的。这一命题的依据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我觉得汪晖相信，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或者是核心特征。”
事实上，我认为汪丁丁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在汪晖的命题中所隐含的一个启蒙已死的证据就是我在前面已经反复提过过的，中国的启蒙思想者无论自觉与否，他们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在汪晖看来，中国已经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了，因而启蒙的历史使命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虽然他声明，他不是说启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我仍然认为，光辉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分裂。他是更愿意承认启蒙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的。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只在于作为启蒙的最主要目标的民主在中国至今没有落实。除此而外，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且，它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正在日渐稳定。这就是，中国成了资源、劳动与市场的提供者，而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这个体系的中心地带，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朱熔基访美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其中就提到了，中国向美国提供完全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已经被美国的产业结构所淘汰了的产品。所以，看起来中国对美国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事实上，这个差额中的大多数作为利润又回流到了美国。
我当然知道，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里，是没有诸如资本主义，剥削这样的名词的。但我仍然不得不在这里使用这两个词汇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分工关系恰恰是一种剥削。固然，我们都能看到，最早加入这一分工体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广东、浙江等地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相当意义上的成功，并且在近几年开始利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培育自己的外围地带；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是，除了这样的等级关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行方案？面对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资本流动结构，我们是否只能顺从？汪丁丁使用哈耶克的概念，把资本主义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是我们已经在东亚金融风暴中看到，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国家的经济安全是何等的脆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体系中远离资本的国家是多么容易成为这个体系本身的受害者。因为至今我们也没有听说哪个第三世界的索罗斯造成了一场影响如此之广的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中国在这个体系中面对同样的遭遇，结果会怎么样？
也许在汪丁丁及其他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不认为民族国家可以作为经济主体。但是，我想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现实就是，迄今为止，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历史已经终结，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而且，民族国家不是历史的遗留物，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之一。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再内的经验证明，只有先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的时候，资本主义才能得到迅猛发展。因此，我觉得奇怪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汪丁丁能够理解“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经济上可以认为只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却无法理解民族主义为什么会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历史使命”。
事实上，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关切。虽然我不打算在这里引用盛洪所谓的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的观念，但我愿意在这一点上与他站在一边：民族主义对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书也指出，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是支撑资本主义的两条腿。换句话说，民族主义不但不是现代性的反对者，而且恰恰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虽然我愿意与汪丁丁一样承认，民族主义“显得狭隘、小气、懦弱”，也愿意批判“民族主义对人的异化”，却无法不承认，不经过民族主义的洗礼，中国便无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取得自我身份的确认，从而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主体”。
回到中国的现实来看，随着中国在1990年代逐步容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都在复杂化。一方面，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在中国各个领域里活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中所有制构成变得越来越多元，各种资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格主体，并能够有效地发出声音，影响政治决策。以私产入宪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为例，我们似乎很难给出一个决定论式的答案，究竟是民营资本持续不断的呼吁终于成功，还是权贵资本在谋求洗钱？在这样的情景中，我们无法判断，被人们寄以厚望的民营资本家对政治始终保持沉默究竟是一个策略，还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政治民主的迫切性？
与启蒙的西方命运一样，人民这个早期具有天然合法性的概念今天已无法继续存在了，正面临着各种主义的解构与再阐释。但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也为它造就了掘墓人。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逐步展开也使一直沉默着的工人、农民在改革开放这个多重合奏中重新确认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且，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过程，记录这个过程。当各种传媒上充斥着中产阶级式的男欢女爱时，当官方仍旧在忆苦思甜中强制性地改变人们的记忆时，历史深处人民的记忆正在苏醒，借助于当代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对沉渣泛起的“晚清现代性”叙事、“现代化”叙事形成冲击。面对着正在被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把自己想象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启蒙知识分子及其运动又将何以处之？虽然我无意在这里重新挑起左派与资本主义之争，但我相信，既然启蒙能够从“革命的现代中国”叙事中发掘出自由主义这一被压抑了半个多世纪的线索，“新启蒙运动”以来建构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汪丁丁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就需要被重新提出并加以认真思考：谁之自由？——究竟是资本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谁之发展？——“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式的历史叙事必须被重新检讨，重新追问究竟是谁富起来了，如何富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指向汪丁丁个人的，而是指向所有仍然秉持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们。但是，这些不是新问题，自从资本主义一诞生，它们就已经产生了。当印度、非洲、拉丁每周知识分子们的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已经取得了卓越成绩时，中国还是在“启蒙——发展”这样暧昧的叙事中打转，它们是该被重新提出来了。
因此，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为“先知觉后知”失的启蒙之死而欢呼，因为我相信，只有精英主义式的启蒙话语霸权被打倒了，我们生活的真相才能被解放出来，历史之门才会向我们开放。
2004年5月12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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