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
在刘小枫的作品中，《沉重的肉身》是一本奇怪的书。光是书名就很让人费琢磨。正标题是“沉重的肉身”，而副标题是“现代性伦理叙事纬语”。倘若这只是一本随意拼凑的学者散文集，这个题目自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已；可问题在于，作者自己说得明白，这不是胡乱拼凑成的一本文集，各篇之间的顺序是“刻意安排”的。既然如此，那题目自然是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线索，就不能等闲视之。
刘小枫的学述走的是微言大义的路子，这是人尽皆知的事。那么，是否可以说，这部作品中“沉重的肉身”是“微言”，而“现代性伦理”才是“大义”所在？所谓现代性伦理“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这又关“沉重的肉身”什么事？“人们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难道这件事与身体有关？
前启蒙：道德统治身体
离了婚的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读书，看见两个女人朝他走来，他就意识到：“这两个女人将是自己要面对的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一条通向美好，另一条通向邪恶，尽管两条道路的名称都叫幸福。”通向美好的道路是阿蕾特，通向邪恶的道路叫卡吉娅。阿蕾特有善良的天性、敏感的心灵；而卡吉娅则有丰润的身体。阿蕾特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如果你要使你的身体强健，就必须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但质地完全不同。”（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卡吉娅的话很诚实：“我的朋友叫我幸福，恨我的人却给我起个绰号叫邪恶（按：在希腊文中，卡吉娅即邪恶，阿蕾特即幸福。卡吉娅与阿蕾特在这里都是音译）。”阿蕾特还对卡吉娅说：“你虽然是不朽的，然而却是被神明所弃绝的。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刘小枫解释道：“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能拉住神明的衣襟。卡吉娅只知道身体的感觉，不知道灵魂，所以不晓得美好的滋味。幸福也可以通过单纯身体的感官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感到沉重、艰辛——来获得。”
最早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苏格拉底。所以，阿蕾特的那番话就不是阿蕾特说的，而是苏格拉底说的。苏格拉底还故作高深的说什么赫拉克勒斯终究没做出选择，其实，他已经替赫拉克勒斯选择了。“美好的幸福只能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来获得”，幸福是人人都想获得的；更何况，阿蕾特的话已经说明了，卡吉娅带给人们的那种幸福“是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既然如此，谁不对卡吉娅表示“不齿”，谁就不是“善良的人”，谁还敢选卡吉娅？除了选择阿蕾特，人们还有什么选择？除非这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确实是不善良的。苏格拉底很聪明，是一流的诡辩家，打他给你一个选择开始起，你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顺从他的答案。因为他总是说“善良的人”会怎样、“正直的人”会怎样、“聪明的人”又会怎样，要是你不想成为不善良、不正直、不聪明的人，那就得顺着他的意思。说穿了，苏格拉底是想用道德胁迫别人。这跟中国的孔子、孟子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在宣布一条道德禁令之前，总要说君子会怎么样，你不这样，你就不是君子。
雅典人识不破苏格拉底的诡计，只知道每次辩论都输，感觉自己被愚弄了，却又没办法反驳苏格拉底。终于忍无可忍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给弄死了——象毒害青年和不敬神这样“主观”的罪名跟“莫须有”其实差不多。中国的士大夫们也一样，动不动就让人家这样那样，搞得皇帝不胜其烦，杀又不能杀——担心落下嫉才的恶名，只好想办法把他们支走，流放到看不见的地方去。苏格拉底跟中国的孔子一样，有个毛病，就是爱教人们这样那样，给人们立各种道德法令，好象他们是派来的使者似的，他们说的话都是绝对真理，谁不服从谁就成了道义上的恶人。这种该死的条条框框说起来很多，归结起来其实就一句：驯服身体。拿哈耶克的话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驯化身体和欲望的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就是身体欲望被压制的越来越多。（转引自《哈耶克传》）唐朝时妇女的服装还没把身体全部遮掩起来，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女人除了脸基本上别的地方都不能见人了。这样搞了几千年，中国的男人看女人，连摸一下对方的脚都激动得难以自抑，西方卢梭只不过才看见了女人的“白皙的勃颈”就兴奋不已。（卢梭：《忏悔录》）物以稀为贵，人们被搞得这样饥渴，还不都是身体被包裹得太严实的缘故？要是大家都不穿衣服，要是还有人瞅着女人脖子和脚激动，那他肯定不是人。
启蒙：身体造了道德的反
杜丽娘在池塘边闲逛，无意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就感叹自己的身体原来与春天一样美丽，就想要有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后人点评曰：这是中国文化中人性启蒙的第一步，即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原来是美的，是无须遮掩的。压抑人性中本能的欲望的道德才是真正的不道德。（舒芜：《红楼梦序》）人之为人，首先在于身体之在，身体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至于死后的灵魂如何，连孔子都不知道——他老人家说“未知生焉知死”。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既然身体都不快乐，就算是有了节妇烈女的光荣称号又能如何？于是崔莺莺私会了张生、潘金莲偷了西门庆。不过，他们也就是自己偷着做做罢了，到底有些底气不足，法国市民西蒙的老婆站在大街上与“人民”辩论，为自己做了妓女的女儿做辩护：
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能用不得，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通过一阵呢？（笔者按：疑为“！”）难道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通到哪里去了，啊？
多么理直气壮的话！就是后来成了人民领袖的律师罗伯斯庇尔见了这番话恐怕也无言以对。可是，一个小市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别人听了，不过把这当成当街的泼妇叫骂而已，讲过了就没人把它当回事。她女儿妓女玛丽昂明显比她文化水平要高，“她用诗一般的语言提出了基于自己的生存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
“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找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下引该书，不赘）
要是道学先生们见了这番话，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原来驯化了这么多年，教导了这么多年，最后人们还是不肯追求“美德”，不肯“成圣”，反倒鸣鼓而攻，要寻找起感觉偏好来了。妓女玛丽昂的这番话表明，她活着，不是要追求什么道德圆满，而是“寻找快乐”，她才不管什么神明怎么样、“善良的人”怎么样，她只服从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感觉到快乐，她才不管什么高低雅俗之分。不但如此，那个叫卢梭的乡巴佬还揭露道，就是上帝衣襟下的人们，也还有人对着他“自己胡闹了一阵，把一团白色的黏液射到墙上去了”。远在中国的曹雪芹好象跟卢梭心有灵犀似的，也说贾府“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什么忠孝仁义，还不是都是假正经（贾政、贾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也不过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禄蠹罢了。
人民们站在大街上和西蒙的老婆辩论，不是他们要和玛丽昂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卖淫是不道德的，肯定是她不愿意的，她和他们一样是受压迫的人民，卖淫是被迫的。现在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她应该得到解放。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帮玛丽昂，没想到人家根本不认这个帐。感觉是个体化的私人体验，谁也代替不了，道德压抑个体的身体，想为人们提供一种共同的个体化感受，这才是不道德的。既然卢梭与曹雪芹都看出了所谓道德都不过是伪君子假道学们的遮羞布，那身体当然要造反，而且要革了道德的命，代之以个人感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感觉是从来就有的，就是孔老夫子也一样得承认“食色，性也”。压抑身体欲望所得来的不过是一个道德上的美名，所付出的却是无数个深夜里身体的躁热与不安的被强制性压抑。所谓道德名声，不过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理会别人的眼神？难道幸福的感觉是可以在别人赞许的目光中得来的？刘小枫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自己的感觉，不必跟着别人走。”（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后记）
卢梭们还只是说上帝裙裾下的人们并不那么圣洁，尼采更进了一步，干脆到处嚷嚷“上帝死了”。阿蕾特之所以可以在卡吉娅面前理直气壮的说她是“邪恶”，就在于她以为自己是神明的宠儿，而卡吉娅是被神明抛弃了的。既然神都已经死了，阿蕾特无依无靠，自然镇不住卡吉娅了，卡吉娅再也不用在阿蕾特面前自惭形秽了，反倒试图引诱阿蕾特也利用自己的身体获取快乐。萨宾娜就当着特丽莎的面脱光了衣服，还自慰，弄得有教养的特丽莎也迷迷糊糊了好一阵。面对自己的崇拜者多米克，玛格达也脱掉了衣服，告诉他自己下面什么也没穿，还把他的手也引进了自己的大腿根。萨宾娜用自己的身体最单纯的快乐亵渎了特丽莎对世界的纯洁想象；玛格达以身体接触摧毁了多米克关于爱情的美好想象。道德对萨宾娜和玛格达来说，不过是媚俗而已，就像承认大便是不洁一样，没有必要。金圣叹点评《水浒传》到武松杀潘金莲这一节时解释得很妙，武松把刀刺进潘金莲的身体之前是先扯开了潘金莲的衣服领子的。这个举动难道毫无意义？在潘金莲的身体面前，武松的道德铠甲也有不管用的时候，要不然扯人家衣服干吗？
现代性：身体的政治化
照流行的看法，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大多数人认为不道德的事情，少数人也被禁止去做。卢梭就认为，道德就是人民公意。人民说卖淫是不道德的，所有的卖淫都是被逼的，应该杜绝这种现象，“人民民主”的国家当然要禁止。不服从的人就是反对人民公意，就要被人民给专政起来。丹东不听话，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竟然认为“没有什么比我和我老婆晚上在床上的情谊更可靠的了”，又试图提“道袍的国家还是体现个人身体曲线的国家”这类蠢问题，当然是自绝于人民，活该被推上断头台。
可是什么是人民？法国王后安托瓦内特就把那帮动不动就冲进去抓她的人称为“一群疯子和强盗、流氓和白痴”。隔着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柏克也冷笑着说“那些被叫做人民的人……”。不过，罗伯斯庇尔显然想得很清楚：“在国会里给我鼓掌的人就是人民，不鼓掌的人就是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刘小枫说得很对，“人民”是个道德集合体，是个抽象概念，只要一碰上个体，这个概念就难办了。其实，抽象的概念都这样，比如费正清就说他觉得中国这个概念太大了。既然谁都不知道人民是谁，那还有什么人民公意又如何确定？据说，人民领袖代表人民，他的话当然也代表人民意志。
符驮村的人民领袖是村支部书记赵北存，他的话就是符驮村的人民们的公意。赵北存上了哪家婆娘的炕，对她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叫赵北存的农民在和她做爱，而是人民领袖赵北存在和她做爱。晚上，香香被他压在身下，他问她：“让你男人去修水库，你服气不？”
香香先是兴奋的叫了一声“噢——”，接着又说：“服气。”（《从两个蛋开始》，杨争光）
香香为什么服气？因为赵北存在她身上是代表人民，派她男人去修水库还是代表人民——甚至，不是代表，而就是人民压住了她的身体，是人民派她男人去修水库。她不服气，难道还想造人民的反不成？她的兴奋也是必须的，人民当然是健硕的，要是她表现得不兴奋，不就等于说人民不够强壮吗？那还得了。上帝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做爱，却不能说明，让那个女人以为那只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做爱；赵北存搞得香香是不是很兴奋倒不一定，但是她却表现得很兴奋，因为香香还以为她是在被“人民”临幸。感觉和感觉也不一样，同样是做爱，即使只是同样的质量，身份不同，产生的身体反应也会不一样。香香的男人比赵北存的力气大得多了，就没见过她叫得那么大声，还嫌男人弄痛她了。
一个樵夫和感业寺的尼姑偷情被人抓住了，要把他推下山崖。他不但不害怕，反倒说：“我操过皇帝的老婆，死了也值了。” （北村：《武则天》）还很高兴。因为他的快感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因为他觉得他也享受了一回皇帝的感觉。
启蒙之后，身体与政治纠缠在了一起。任何人都被赋予了一个政治身份，这个身份驾驭了人们的身体。比方说，一个阶层就有一个阶层穿衣服的习惯，人们通过衣服而不是身体来对别人做出判断。卡洛从波兰移民到了法国。本来，他在波兰的时候，日子过得还算是滋润，可一到法国，他就成了“下等人”。于是，他就没有性能力了。他老婆在与他当庭对质要求离婚时，一个条件就是要卡洛展示性能力。离婚后，他回到波兰，又风光了起来，于是他的性能力也恢复了。在现代情景中，人的身体已经丧失了欲望的能力，往往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许多看似激情的行为大多由想象引发。比方说，香香其实不一定真的感觉到了赵北存的强壮有力，但她认为赵北存一定是强壮有力的，所以他就叫得很大声。
启蒙把身体从道德的压抑中解放了出来，但马上又掉进了机械工业时代的贫乏深渊里去了。所以，人们的身体只好又服从主体想象的要求。每个人的身体冲动不是由他最本能的生理冲动引起的，而是由自己在一个高度科层化了的社会中的位置做出的相应要求支配。所以，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身体的被政治化。
后现代：政治的身体化
刘小枫的观察很准确，“在现代之后的世界，卡吉娅——玛丽昂——萨宾娜的感觉伦理已经成了占支配地位的伦理，而阿蕾特——特丽莎——薇娥丽卡处处遇到的不过是把歌声当谎言的男人。”现代性中的关键词是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而后现代中的关键词则是阶级、种族、性别与反抗。到了后现代，经历了现代时期社会制度对身体的政治化后，后现代时期的政治围绕着身体这个中心展开。
女性主义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形式。现代性启蒙中，启蒙者让人们吃下了平等的智慧果，于是，女性要求他们与男人一样平等，取得同等的权利。不光是同工同酬、家务分担这么简单，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女性现如今的生活都是按照男人们的想象设计出来的。女性长期受到了男权社会的戕害，以至有些女性都认为自己本来就该这样生活了。这当然不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女性就穿上了与男人相同的黄军装，扛着机枪参加民兵训练，开着拖拉机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的人还参加了红卫兵造反组织狠斗帝反修。西方的文化大革命比这还热闹，女性们扛着牌子上街游行，要求堕胎合法化，有的还当众烧毁了文胸——据她们说，女人本身是不需要这个的，是男人们为了增加性幻想和刺激感才让她们穿的。符号性人物麦当娜还说，她的音乐也是她革命的方式，她的生活和使命就是革命。照她的意思，大概她当众脱衣服暴露身体也是她的革命行动。至于各种各样各种借口的裸体游行更是不用提都人尽皆知了。
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认为，麦当娜这种人是彻头彻尾的“垮掉的一代”。他们一点都不肯按牌理出牌，不遵守大家都遵守的规则，老想造反夺权。而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压抑，他们要好好生活就必须打破种种社会桎梏，粉碎那些僵化的制度机器。法国学生为此还上街筑起了壁垒，准备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父母最后决战。他们的街垒战理所当然的失败了——用他们的话说，这叫革命被镇压了。既然正面的解决不行，那就换个方式，比如吸毒、同性恋、乱交、摇滚乐。他们的革命行为从群体性的转换为个体性的，从伤害别人转为伤害自己。以前，他们的武器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今则是自己的身体，那一代的嚎叫诗人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堆砌身体器官的名称，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伪浪漫主义。
如果说启蒙之前是阿蕾特压住了卡吉娅的时代，那么，启蒙之后则是两者之间势力不断消长的历史：阿蕾特逐步退缩，而卡吉娅则步步进逼，到如今，阿蕾特已被斥为虚伪。其实，这是道德与欲望之间的斗争。哈耶克说对了，人类历史就是欲望不断被驯服的过程，让灵魂主宰身体，使欲望服从于道德。弗骆伊德更进一步，干脆把恋母情结视为人类最本初的“原欲”，几乎人类所有行为都是明示或暗示某种性意识。在中国，则有人已经从远古的文明起源中考证出了中国文化根底处的生殖崇拜实据。固然，这样的分析多少是有几分道理的，但却不能放大为一个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理论。自尼采以降，上帝死后，原罪感逐渐消泯，“我在”差不多成了“身体之在”。而灵魂既然缺席，那么剩下的当然就是欲望主宰身体了。服从自己身体的欲望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问题在于，在后现代情景中，欲望本身已被商业社会所抽空，身体又该服从谁呢？只好靠想象刺激了，实在不行就来药物。
从表面看，当代人对身体的态度是十分虔敬的，修修补补涂涂抹抹的；可事实上，这些东西却是对身体的异化。化妆品、服饰一类的东西本身只是工业产品，同一架机器里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这些相同的东西把本来千差万别的个体性身体同质化了，千篇一律。工业产品作为身体的装饰品的流行抹平了身体与身体间的差异的同时，也使原来某一个身体对其它的个体身体的敏感变得不可能；从个体的角度看，激动他的身体的往往是一个类型的身体，而不是某一特定的身体。所以，最初发源于身体之间的相互倾慕的爱情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们甚至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工业产品是资本的衍生物。它对身体的同质化、标准化的完成标志着资本对人类生活的统治的最后完成。为了使利润能够膨胀，资本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为身体制造各种新的消费欲望——也就是新的标准。但是，人们已经失去了自我独立判断的能力，欲望也已被驱逐掉了，所以，在新的潮流出现时，人们往往没有什么免疫能力。很快，过时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新的东西则会取而代之。与其相应，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随着潮流变换。“朝秦暮楚”成为商业社会里最常见的现象。
尾声：身体之死
简单说来，身体的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不是在道德被推翻被打倒从而获得解放之后，而是在那之前。压力作用下的身体变换出了各种欲望走私的方式，人们也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欢乐。当一旦来自道德的压力消失时，身体却只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狂欢时期，很快就成了别人的附庸，因为它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因此，道德与欲望的存在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唇亡则齿寒。身体造了道德的反，但最后称孤道寡的却并不是它，它的革命果实被人窃取了。身体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已。“高鸟尽，良弓藏”，道德崩溃之后，身体的历史也跟着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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