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由官方主导在经济上进行了较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转换为私人财产，大量的工人下岗。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加速，在经过14年的努力之后，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流通环境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变得越来越畅通无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同时，继一度让中国人心仪无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写入宪法之后，宪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词汇，以至于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生时，一些公共媒体也敢于公开的讨论宪政话题，一些各种学者、专家也组织召开宪政研讨会。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全球化与宪政已经成了中国人最宠爱的两个词汇。
当然，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宪政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梳理尚不多见。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因为宪政与全球化独立开来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本文的讨论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对某一个方面进行过于详尽的讨论，只能就与论题相关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历史的终结：全球化叙事的降临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华约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北约集团。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历史，双方的势力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为了豁达自己阵营的力量并打击对手，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渗透。因为双方势力大体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须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对手的可能反应，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双方都在忌惮对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减少正面冲突。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苏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东欧国家的管制也开始放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原来已经僵化了的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放党禁，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大多数人已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绝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苏联解体时，它已经是最后一个“想资本主义投降”的华约集团成员了。几乎所有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竞选；经济上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实行休克疗法，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因此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时，人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历史性的失败了，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俗命。有人把这称为“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一终结了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给人类带来的是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福音吗？不，事实证明，人类大同的时代远未到来。长期不间断的中东冲突，9·11事件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尽的硝烟，恐怖主义仍然在四处蔓延，南北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提示出：人类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和平与幸福。历史还没有结束，人类的道路还漫长，更多的挑战仍然摆在面前。
从1992年开始，原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强制性的搁置，计划经济体制被宣布为历史性的错误并受到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取得主流性的话语权势，所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都被官方与经济学家们解释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参与影响。每当这样的时候，市场本身总被当成是无辜的，责任则被推给了“社会转型期”这一含义不明的话语。市场经济在官方的保护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场，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衡准，任何对市场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们“保守”的嘲笑。这种语境中的市场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一样，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市场能否接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价值的衡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确立下来，中国社会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了较1989年以前更加剧烈的变革，市场社会在中国逐步浮出水面，渐具雏形。市场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更深层次的变化，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清晰轨迹。1996年，中国入关的呼声空前的响亮起来，20世纪最后一年，中国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WTO，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全球化先从学术讨论开始，再由官方认可，最后为普通社会公众所接受，成为公众视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到今天，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畅销图书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为中文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九一一事件时，成亿中国人与美国人一起感受了这震撼性的时刻；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战斗场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转播，中国人观看的热情一点不比看世界杯比赛低；中国新的社会精英对美国大城市甚至比对中国内陆城市更熟悉；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已适应了中国的水土环境。民族认同，国籍身份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义。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已经开始。甚至连反全球化的运动也以全球化的方式进行，谁还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历史终结”以后，使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全球化的降临，表明“历史终结”已是“已经”，成为一个完成时态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宪政成为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宪政话语的外部话语势力
宪政之于中国，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个新鲜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就曾出现过类似的诉求，并获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话语空间更大的空间。半个世纪前，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就曾鼓吹这一政治—社会制度。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这一血脉中断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后，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延续这一血脉的声音。
从理论渊源上讲，宪政话语的复活当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从1980年代后期盛洪等人向中国翻译介绍制度经济学开始，到1990年代，制度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主要的学术流派。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后，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大面积入侵，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它学科为因应时势，也开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经济学的部分方法与假设，尤其以法学为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学火速窜红，从“庸俗经济学”一跃而成为显学，而法学也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东风成为热门学科。经济学与法学的窜红最后汇聚成社会理论的兴起，哈耶克理论顺理成章的成为1990年代后期的学术焦点。借用哈耶克理论，中国学术思想界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做了全面而严厉的清算，最后形成的共识则是只有宪政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
宪政话语复活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话语场之中。在全球化这个大的背景下，主要的话语形态包括：
1、 意识形态话语
进入1990年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之于原先僵硬的立场而言，已有了很大的撤退和调整。首先，放弃了教条的计划经济体制。从1992年开始起认可并提倡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有所退缩，在新近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民营企业家被允许入党并可取得相应的参与政治的机会。再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再强调并没有妨碍其他声音的出现。毫无疑问，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仍然是中国最强势的声音，但这种意识形态经过调整后在许多领域都放弃了主导权，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因为占有着中国最丰富的宣传资源，意识形态话语仍然占有相当大范围内的话语空间，任何一种声音的出现都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
2、 自由主义
在1990年代中国的话语场中，自由主义几乎带有政治正确的味道。自由主义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分支：理性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到目前为止，因为经济学的强势，占主流的仍然是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义。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旗帜下似乎站着一群并不相同的人，包括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激进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都对自由主义表示了认同。而在这些自由主义者中，为数最多的则是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多少呈现出“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特点：按照经济学的假设解释历史，以经济学方法论证政治制度的演进轨迹，对市场自发调节的能力表现出一种索罗斯所谓的“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迷信态度。更需要注意的是，宪政在今天的语境中，许多时候都被表述为“自由主义宪政”，论证宪政的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时，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论是最主要的资源。而且，这种自由主义又往往被表述为“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模式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也是“英美宪政”。因此，宪政被许多人当成自由主义话语的一种，谈到宪政，总要多少涉及到自由主义理论。在相当多的自由主义批评者那里，宪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是否弃，而认同宪政的人往往同时也认同了作为主流的保守自由主义。
3、 新左翼
与自由主义一样，新左翼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命名。在被称为新左翼的人中，包括了民族主义者、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甚至还有部分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这些立场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人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左派或新左翼，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对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1997年开始，主要在1998年进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一部分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把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统称为新左派，并谬种流传，造成了一个199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以对自由主义是否认同为标准而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1998年被称人总结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但事实上，这一年更应该被总结为“新左派浮出水面”的一年。自由主义在潜在层面上为事实上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论证理论，一直都相当活跃，而在“现在主要仍然是防左”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下，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长期垄断在官方手中，因此左翼传统才真正出现了中断。作为一种对现实社会强有力的批判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中。在知识分子内部，马克思主义长期被抛弃，或者被当成一种已经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理论。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马克思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是，被命名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主要指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现实进行批判。更多的情况下，“新马克思主义”只是表现为“下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机械复制与教条化的运用，因而往往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如此，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解释与运用，新左翼的出现对中国而言，仍然有着甚为重要的的意义。
4、 激进西化论
由于1980年代西化论最终酿成了一次政治风波，所以一度最为强势的知识分子话语在官方宣传政策的扼制下，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一部分西化者选择出国留学或滞留不归，自动流亡，另一部分在国内则受到政治清算。因此，西化论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大部分西化论言论只见于海外刊行的刊物和后来兴起的互联网上。但是，随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苏醒，西化论者中的大部分人策略性的选择了认同自由主义，在部分自由主义话语方式背后，时常可以见到西化论的流风遗韵。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198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的受众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因此西化论重新得到了市场。应该说，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得到了很大发展，理论体系已经渐趋完整，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具有西化论者的背景，因此，西化论已经不能成为一个理论话语了。在今天，西化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鼓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资本主义化，更多的只是一些口号式的要求，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
当然，以上四种话语远非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中的全部话语形态。但是，这四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主要语境。简单说，自由主义话语反映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强烈批判和解构，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则大致相近。新左翼主要强调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批评，并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在话语构成的基本元素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但对支持“改革开放”的实质意识形态则保持强烈的批判姿态。新左翼与自由主义都主要强调对现实社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但因为双方对现实的认识与判断截然相反，立场也相互对立，最后的结论相互对立：一方着意建设的正是另一方所批评的。激进西化论对新左翼持强烈的、情绪化的立场，自觉的把自身设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对西化论积极吸收，新左翼因主要集中于“理论批判”所以不大理会西化论；官方意识形态则一直持压抑态度。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犬牙交错的，相关的梳理至今阙如，但它们所交织成的语境仍然是今天中国的主要思想语境。甚至可以说，过去的这五年里发生的只是一个序曲，争夺话语权势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将处于这一语境中。可以预见的是，各方的分化重组不久就会继续扩大。
宪政话语
大体来说，虽然上一节中的四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在对全球化的态度上，自由主义与西化论都与官方保持了一致的方向，只有新左翼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左右分野的出现、相互之间的斗争却恰好是一种相当国际化的现象，几乎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当新左派对全球化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时，戏剧化的正好是它本身却在以全球化的一种现象，从而构成了“与国际接轨”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中，“全球同此热凉”，宪政与动在中国的鼓吹者的主要诉求表现为：
1、 私产如宪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上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财产。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东南部分地区，私营经济的总量甚至已超过国有经济。显然，这一现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为了因应时势，官方对意识形态理论做了逐步的修改没，使私营经济在事实上已取得相当的权利。到2002年底《物权法》的出台标志着私营经济已经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保障。同时，国有资产的比重逐渐下降，事实上也在通过各种隐形渠道转化为私有财产，在权利上与私有财产已经没有多大分别，有时甚至还不如私有财产。但是，相当多的人仍然坚持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能侵犯必须以宪法的形式得到保证，进而要求修宪，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入宪法。并且，这种诉微已经以立法提案的形式多次进入国家政治领域。更多的人相信，保护私有财产是实行法治的第一步。1998年以后，宪政在中国的讨论逐渐升温，私有财产入宪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几乎每次全国人大会议都会出现类似的提案，并在国家默许的情况下在各种公共媒体上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并非夸张的说，只有保护私有财产才能开始宪政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讨论因为媒体的热捧，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意”，如果联系到中国的舆论环境与相关国家政策，国家对此的默许就更为值得深思。
2、 宪法司法化
由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存在唯英美是崇的现象，英美宪政模式也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在这一背景下，部分法学界人士及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无视英美与中国的不同法律传统，主张宪法进入司法程序。虽然类似的讨论在1990年代后半期已在法学界内展开，但这一讨论浮现到公众视野并成为话题则是2001年的事。是年，山东一考生考上大学后却被人冒名顶替。诉至法院后，法院在无法可援的情况下援引宪法中有关公民姓名权的条款进行判决。这样明显有悖常情的事实实质上与法律关系并非太大，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中国司法语境中，法院只好援引了一条宪法条款。这一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判例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参与者包括法学家与其他法律专业人士，甚至还有一些报纸专栏作者也参与了。因为大多数人对法学的隔膜，加之某些不正常的社会心理作用，讨论的结果明显有利于赞成宪法进入司法程序一方。因此，此案被一部分人称为“2001年中国司法第一案”。其实，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典型的宪政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本身是判例法国家，对宪法本身远不如对某一领域中出现的第一个判例感兴趣。而中国部分人却认为宪法只有进入司法程序才能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律”，也只有宪法司法化才能推进宪政。国家司法部门作为法律的权威解释机关对这一现象的暧昧态度使公众的这种诉求更加情绪化。
3、 政治改革
比起经济上连续的、大幅度的制度改革来，1990年代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低调，且一向被认为进展不大，更多的时候只是政府机构的改革。相当多的人相信的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到20世纪末时，大多数人已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与政治发展速度的不一致。加上“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布，英美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经历了一个被神化的过程。因此，政治改革的呼声特别强烈。中共十六大上，官方在物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提法。随后引起的讨论使这一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更有人用自由主义理论证明宪政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在有些人看来，进行政治改革是主要诉求，至于改向何方，更多的人只是以英美国家政治结构为蓝图的。甚至可以说，宪政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而采用的一个话语策略；即先有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然后才找了一个宪政的目标。换句话说，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里，政治上求变已经成为一种带有盲目性的冲动。即使反对宪法司法化、私产入宪一类诉求的人也没有对“政治改革”这一话语表示过丝毫的置疑。一种曾经相当流行的看法是，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现实。直到今天，上举的一种论证宪政优越性的说法即是“宪政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好途径”。也就是说，目标仍然是经济发展，在逻辑上，仍然是传统的“发展是中心”的思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思维逻辑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实行政治改革，可能也不会有太大成效。
理性一点说，这三种话语形态背后的诉求仍然是一致的。包括其他一些这里未提到话语形态，主要的动机都是求变，而宪政更多的是为了“目的合法”而找到的一种话语外衣。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目的合法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即只要目的合法，手段上的不合法是可以容忍的。其实，如果抛开动机不谈，只是谈问题，而不是辩论主义，私产入宪、宪法司法化一类问题仍然有很大置疑空间。从大的背景上看，持论者多好言某外国在同样的方面如何如何。而更直接的说法就是“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实质上指的正好是“历史的终结”，即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全球化焦虑，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焦躁心态的产物。
全球化：一个批判性的分析
应该说，2000年左右中国出现的全球化热风更多的是围绕着中国加入WTO展开的，而不是别的意义上的。经济专家们分析的是对中国经济利益的损益，法律专家们则忙于讨论加入WTO后中国某些涉外法规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政治上的期望则在于试图把中国放进一个大的范围内，使中国服从这些规则，因此用“国家压力”来制约中国政治生活中习见的人为因素。由于官方对中国加入WTO持积极态度，对于全球化也持相当程度上的肯定态度，所以对于全球化的批贫民感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最引人注目的不过就是“给民营企业平等待遇”一类，更深入的分析则一般集中体现为新左翼人士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在一个较小，且封闭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这些新左翼人士与某些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多集中于一些抽象而玄虚的问题。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资本本身是没有边界意识的，它只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的，只要能够带来利润且具有现实可行性，资本就会毫不犹豫的以各种方式约过界限，从利益稀薄的地区流向更为丰厚的地方。因此，在资本眼里，人类所有的种族、文化、肤色的差异都是不存在的，它认定人都是趋向自私的，认为可以征服所有人，可以抹平所有差异与瘴碍。因此，资本的本性就是流动的，不受限制的，总是试图扩张，寻求利润。资本扩张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如果说二战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尚须多少顾及到民族国家的边界的话，以二战为契机，世界力量进行了重组，战后建立的两极对立体系中，在两个阵营各自的内部，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了，也更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发皮的跨国公司。到今天，许多跨国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了规模较小的民族国家，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大，计划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形式。与传统的帝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这些新帝国是以行业为国界的，而传统的帝国则是以地理疆界为边界的。很多情况下，这些帝国的帝王将相们——CEO、区域市场经理等——在实际上比民主国家的总统所拥有的权势要大得多，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而且，这种权力完全是私人性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
跨国公司新帝国的兴起需要两方面的技术支持，即交通手段和信息传播速度。电脑技术的出现和飞快的进步有力的支持了这两方面的技术进步，也就为跨国公司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服务，不仅为更加细密的分工做好了准备，而且，信息制造与传播的提速使一种“全球生活”想象成为可能，也饿人们制造了更多的消费需求。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如此”的生活想象可以迅速从一个地方蔓延开来，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因此，电脑及其后的互连网技术的出现和进步使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想象大幅度的缩小了，把全世界所有人放在了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的生活是大致相同的，无差异的，国籍、种族、肤色、文化等差异全部被一种“同质化”的生活抹平了。民族国家意识历史性的刷落恰好与文化差异的被抹平过程同步。
然而，分析的看，全球化事实上是经济全球化，甚至连经济全球化都还说不上。在生产要素中，除了资本的另外两项都是不能跨国流动的，非但如此，对于移民的限制还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加强的趋势。政治上则仍然受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影响，一种“全球民主”的构想仍然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的呓语。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深入展开，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呈突出趋势。与全球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历史的终结”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国模式不证自明的成为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甚至包括欧洲也动辄以美国为比较对象和赶超目标。由此导致的便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仿佛美国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点。
套用一句时下正流行的术语来说，全球化的实现是靠“自由秩序的扩展”完成的。这个“自发秩序”的形成基于两个前提，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冷战时期美国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军事保护。在这两个主干的支撑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形成了，美国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当对立的阵营消失时，这一中心——边缘体系已经被固定下来了，后面加入这一体系的国家除了遵守已经形成的规定和秩序之外，别无选择。一旦加入这一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某种无形但强有力的制约，不能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全球化体系中，美国处于绝对的领导位置，但它却甚少受到监督和制约。
在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下，资源和利润有效的向中心自发流动，由此引发了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的结果。边缘位置上的穷国改变自己处境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努力向中心移动，另一个是扩大自己的外围，以中心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加外围的国家，从而把自身所承受的压力转移出去。除了这个秩序体系崩溃，没有别的办法。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资本、技术、人才都自发地流向中心位置上的美国，穷国的精英们是这一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市场形成后，一种生活模式想象的生产机制也遵守这个规则，先由美国创造，然后媒体卖力的宣传。在普通民众意见的表达渠道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媒体往往被认为是能够代表民意的。在中国，这一情况更为严重，媒体甚至被当成民众喉舌，而不是受到资本控制的信息传播渠道。媒体先努力寻找可能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话题，然后进行炒做，给不明就里的民众造成一种“本该如此”的误导，最后受到支持。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媒体过滤和加工过的声音经过包装，最后形成的意见引导人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影响到公共政策。前述宪政话语的产生即是如此，一些本该严肃、认真的话题在媒体的平台上出现时被民众当成官方风箱，而官方却当作民意来对待。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自身是否有利益诉求这个问题，像人们从前遗忘了国家是否有利益诉求一样，被遗忘了。
全球化的出现使媒体拥有了一种很难受到控制的权利，但它却在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包括宪政的前途。
什么是宪政？
在对全球化时代的宪政语境和宪政话语的生产方式做过一些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之后，我们关于宪政的讨论才能正式开始。首先必须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宪政？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宪政就是民主，只有宪政了，才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显证首先保证的是社会秩序，而秩序即意味着对“积极自由”的限制。积极自由即人民主权，人民意志至上。宪法相当于一个社会契约，规定各种阶级经过斗争后达成妥协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及国家的建立原则、方式和权限范围。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来的就是积极自由主导下的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可以随意推翻一个被认为不合格的政府，并且使用暴力，而无需任何法律程序。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公务员则是自己的仆人，理应受到自己的支配，在缺乏法律秩序的情况下，雇主方可以仆人推上断头台来炫示自己的权利。作为公共机构，当政府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法保证时，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因此，宪政即意味着对人民的主权限制和对政府的保护，同时，也限制政府的权利，使之不致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可以冲进政府机关，将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揪出来批斗而不用担心法律程序。所以，宪政首先意味着尊重宪法，并尊重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不能无限制的使用自己的主权来为所欲为。即使人民对政府的能力感到怀疑和不满，也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以群众运动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它。
英国是最典型的宪政主义国家，但英国的法律文献与思想家的言述中，从来没有承认过“主权在民”这一启蒙产物。柏克，这位今天被奉为自由主义先驱的人物，他甚至连主权这个概念都不承认。他认为国王的权力与人民无关，而是天然合法的，无需任何证明。法国大革命中的国家主人人民，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群暴徒。直到今天，皇室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仍然存在，且英国民众对王室保持着最大的敬意。在英国思想传统里，从洛克开始，就始终都只关心自由，而不关心民主。自由只可能是有限制的，只有有了秩序才能有自由，民主是对秩序的最大威胁，因此，英国始终是一个自由压倒民主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才有英国自由主义的名言：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是最自由的。因为专制以最强有力的手段保证了秩序，有了秩序，就会有自由。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里，几乎没有一位关注民主的思想家，那些长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阶段性标志人物的人物，全部因为关注民主而被革出自由主义教门。所以，宪政只与自由有关，而与民主并不必然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才成为自由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宪政也才成为自由主义宪政。
宪政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及国家智能的权限分工。所谓秩序，即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分工不同，不同工作的收益与享有的权力也大不相同。因此，有秩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等级差序的社会，每个人只享有与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应的权利，而且必须尊重这个现实，不能以法律以外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对于一个有较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来说，这种等级秩序往往尤其严重，是否尊重居于较高地位的社会等级决定着宪政秩序是否能够形成。英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美国则因没有先天的政治特权等级秩序，因此更为平等。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尊重传统，因为美国的传统就是平等，所有人在社会中都享有大致相等的权利和机会。因此，宪政并不关心平等，即使规定了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条款，也必须尊重，不能因此而否认宪法宪法对自己的效力。
从最简单的字面意思看，宪政即意味着“宪法政治”。奇怪的是，最典型的宪政国家英国和美国都缺乏像中国宪法那样明确而详尽的宪法文本，有的只是零碎的按理和一个简单的文本，以及烦琐的司法解释。正因如此，美国的宪政特点便是“它没宪法”。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就真的没有宪法，而是宪法存在于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头脑里，因为它是一些抽象的，公认的原则。它的真正的宪法即过去的传统，即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共同遵守的习惯。比如两党制，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美国只允许民主党与共和党参加竞选，也没有禁止结社，但人们依然墨守这一成规。因此，尊重已经存在的习惯传统是宪政秩序的最大特点。而人们尊重的前提是，这种习惯与以前的习惯有某种连续性，且要合理。
宪政为人们提供的是一套公共秩序，在这个架构下，人们享有的是被允许了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民主和平等。宪政为社会提供的是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公共秩序平台，实行宪政的国家本身不担负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或其它的义务。所以，是否实行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实行宪政并不一定繁荣，不实行也不一定贫困。现实中提供的例子即是如此，许多宪政国家有着贫困的自由，而另一些国家却有着专制下的繁荣。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里，甚至恰恰是专制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宪政常常被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制度方案。事实上，如本节所讨论的那样，宪政是一种政治——社会制度，而不仅关涉政治层面。宪政保证一种秩序，秩序进一步保证了人们有限的自由，防止了暴力革命，为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解决提供了一个平台。任何阶层、群体倘有某种诉求，都可以放到宪法这一框架里来讨论。但讨论的前提条件是与现存秩序保持连续性，与现存的宪法也保持连续性，不能试图废除现行的宪法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只能以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对宪法进行修正。因为宪政与习惯密切相关，所以现实中出现的第一件事总是深刻的影响着后来的历史轨迹。法国的第一部宪法被人民革命否定后，法国的宪法对人民的主权总是缺乏限制；美国的宪法则从大体上看200年未变，但事实上因为有许多的宪法解释与修正案，宪法早已发生了巨大的百年化，没变的只是瓶子和标签而已，里面的酒早已昨是今非。
全球化焦虑下的中国宪政
1840年以后，中国的老大帝国迷梦被惊醒，开始了步履蹒跚的现代化旅程。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的政治始终处于以变求寸的状态之下。“变则寸，不变则亡；大变则寸，小变仍亡。”求变，求大变，快变的思维定式支配着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已成现代化的标准版本，一切唯西是从，唯新是举，激进主义思路认为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已毫无用处，只有破除中国的旧，立现代的新，甚至连宗教也要事物破中立西。传统被极大的破坏了。从五四时“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的“破四旧”，20世纪中国的传统就是求变，大变，快变，“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而这一切无不是为了现代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为现代化鼓吹。
从话语谱系来讲，早期的西化与后来现代化直到今天流行的全球化，这三个概念在标志着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连续和继承。西化的话语方式是“西方如何，我们也该如何”，现代化是“现代如何，我们也该如何”，全球化则是“世界都在如何，我们也该如何”。在话语逻辑上，这种话语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西方的就是比中国的好，西方是新中国是旧，西方是现代中国是传统”，而心态则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代化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后，则是“世界都在实行宪政，我们也该这样”。其实，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背后都有一种潜在的全球化焦虑。时时、事事、处处都想与别人相同，进入别人的世界。更进一步而言，则是基于文化自信被摧毁后的自卑心理在起主导作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与西方相同才是真正的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工具，西化也罢，自由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亦然，人们操着不同的理论话语，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宪政也不例外。
因为宪政在本质上吁求秩序，要求尊重既成事实，所以倾向于保守主义。也因此，最容易被用来对付政治危机。清末新政中的宪政运动就是如此。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运动和革命暴动风潮，晚清政府就试图用立宪来平息。张之洞与慈禧太后的对话最能说明问题。慈禧太后问如何平息留学生的排满运动，张回答的就是“只需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北南对立时期，北洋政府指责南方反政府，是违反宪法的；南方则指责北洋政府实行独裁统治，违反宪法。南方甚至还发动了一次护法运动，而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之一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双方相互对立，却又在口头上都表示要建设宪政。抗战结束后，国共相争，国民党政府又祭起；了立宪的杏黄旗。可是，一次又一次立宪求寸的结果都是在朝一方利用权利之便，行保存自己之实。这样的宪法不是像晚清那样弄出一个皇族内阁，就是像1947年一样制订者到头来第一个不承认宪法。而宪政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立宪、预备立宪、护法运动中被遗忘。甚至到了作为当代宪政话语之一种的宪法司法化，持论者也是左一个英美、右一个中国现实，而不肯从宪法中寻求支持。要求实行宪政与无视宪法，这在中国已成了一个世纪的奇怪现象。
在“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一个世纪以来的宪政奇怪现象却仍然顽强的存在着。许多宪政的热心鼓吹者在讨论宪政时往往拉开一副重立宪法的架势，要么就是硬要和宪法对立。这种态度在中国今天特定的舆论环境中往往十分受欢迎，而它背后却是一种“革命心态，即彻底颠覆现实，然后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正如倡言“告别革命”的人摆出的却是一副革命者姿态一样，宪政主义者在今天又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来为中国建立宪政秩序。这难道不象历史和中国开的一个玩笑？
并非结论的话
显然，全球化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含义十分多面的词了，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的基本指向已如前述，这是大致不差的。中国的开放正在越来越快，大门也越来越大，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已开始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国。全球化对中国的现实影响将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而显现，负面影响也将出现，尤其是对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影响将出现巨大的差异。这必然引起诉求上的冲突。因而，宪政杂全球化时代之于中国愈显迫切。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需要重复指出的是：首先中国宪政旅程要打破的就是全球化焦虑。宪政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不是任何现实价值的实现工具。更不是因为别人如此，我们也要如此，而是因为它是中国现实中最理性的选择。其次是必须尊重中国本身的现实与传统。英国险症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英国有其独特的传统；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所以不能复制别人的模式。再次，宪政从尊重现在的宪法开始。无视现存的宪法而另行设计方案本身是革命，而不是宪政。换句话说，宪政只能由宪法实现。
2003年5月17日于杭州
5月27日再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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