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列传第三兴宗孝康皇帝·都城议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氵霸、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
关中合为中国都城，古今之人所见同也。
所以或中原或河北者，盖时势使然也。昔者宋太祖都汴，或议迁雍，众臣所以沮阻者，徒以大臣皆已置产于汴故耳。太宗谓太祖曰，守国之道，在德不在险。太祖叹曰，晋王所言固然中理，然百年之后民力必尽。以太祖之言验之于后，宋之百年者，盖仁宗时也，其时中外臣僚莫不以财务为言，所以然者，民力尽而国用蹙矣。设若宋诚能依太祖之言，弃汴都雍，居天下之中而号令中外，未必不能与辽争锋也。机会一失，无由再来。
西衅开启，至于臣下言当弃关中而守潼关，是欲弃中国腹心也。宋之重兵本在河北，西事一起，则兼备西北，是以兵加倍而国力常弱也。养军耗费糜巨，宋之府库由此殚竭。至神宗则不得不任用王安石以变法聚敛。所以然者，非神宗不知国家不当与小民争利之理也，不得已也。非聚敛无以养西北二军，非养西北二军无以保护汴、洛，汴、洛者，宋之根本也。所以必以军守者，失地利也。
辽与宋仅隔一水，而终不能亡宋，宋常以河北为意也；然察宋亡之由，徒以西事糜耗也。糜费多则府库虚，府库虚则小人必因缘进幸，小人一旦在朝，国事无可为者也。是故宋之亡非亡于徽宗，实亡于王安石也；非亡于王安石，实太祖立法之失也。倘太祖效法北魏孝文帝，强迁于雍，则左可以威蜀，右足以制羌，西狄安得成事耶？
都洛阳者，则东周之迁也，后汉之中兴也，西晋之代魏也，鲜有享国长久者。都江右者，无非偏安之残晋、因循之南朝、苟存之南宋也，更无足道。中国之强盛者，莫过于汉、唐，然二代皆都雍，岂尽偶然耶？
呜呼！后人不鉴前人之失，开国时率多因循前朝，或谓为宽仁，实乃遗祸于子孙也。